当下中国大学，有生气，但乱哄哄，通病在于急功近利，无论老师、学生，治学都不够踏实，也不够从容。这种状态，必定倾向于零敲碎打，要出大学问，很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陈平原治学之余，还关注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并有着很多独到的见解。日前，围绕大学理念、学科评估等高等教育的重要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陈平原教授。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多所大学都在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有一定的标准？中国高等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关键作用？

 

陈平原：你问“世界一流大学是否有一定的标准”，这让我想起金人王若虚《文辨》中的一句妙语：“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在我看来，“大学评价”犹如“文体辨析”，也是有“大体”而无“定体”。或许，妙就妙在这儿——你能明显感觉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大体”，但若想彻底地“坐实”、“敲定”、“说死”，又觉得不对劲。目前我们处于奋起直追的阶段，习惯于将其分解为若干指标；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每项指标都达到了，可依然不是“世界一流”。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指标”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除了所有可量化的“指标”因时因地因研究领域而存在着变异，还因为，所谓的“全牛”，不等于“四肢”加“躯干”加“脑袋”。

 

今天的中国大学，在硬体设施以及论文数量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其实差距不大；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大学理念、学术精神以及制度设计。过去我们常拿“钱”说事，似乎中国大学别的不差，只要有了这“阿堵物”，就万事大吉了。现在终于明白，单靠钱是堆不出一流成果的。至于薪水低而外骛多，直接导致年轻教师生活窘迫，以及科研经费铺张浪费，乃中国学界的另一积弊，这里不说。现在应该反省的，是如何在制度建设以及风气养成方面下功夫，而不是汲汲于提各种激动人心但不切实际的口号。

 

请允许我直说：当下中国大学，有生气，但乱哄哄，通病在于急功近利，无论老师、学生，治学都不够踏实，也不够从容。这种状态，必定倾向于零敲碎打，要出大学问，很难。

 

《中国科学报》：2011年底，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并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许多大学纷纷开始制定各自的章程。那么，大学章程应主要包括哪些内容，您如何看待大学章程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

 

陈平原：最近二十年，我们一直呼吁政府增加教育经费。这百分之四的硬指标，估计今年能落实。但在此过程中，学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或者说不愿意直面）拨款机制的问题。目前这个状态，“跑部钱进”最有效；因此，政府的钱越多，大学的自主性就越小。不说别的，只希望有一天，教育部的部长、司长、处长、科长“莅临指导”时，各大学不必“鸡飞狗跳”。

 

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听的“大学章程”都是“纸上文章”。连硕士生入学考试都要求“全国统考”，而且，有关方面还在组织撰写并力推“统编教材”，你就明白这“大学章程”能起多大作用。十多年前，我说了一句，教育部管大学，应该“抓小放大”，让有长期办学经验的好大学自行发展；可实际情况是，教育部的权力越来越大，教育部的官员越来越忙——这可不是好趋势。

 

《中国科学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教育中心日前决定，继2002年、2008年两轮学科评估后，于2012年2月开展第三轮学科评估工作。您如何看待学科评估？在您看来，合理的学科评价体系是什么样的？

 

陈平原：好的学科评估，能帮助各大学以及各院系发现工作上的缺失，寻找奋斗的目标，起“监督”作用，值得肯定。学科评估之“好”与“坏”，关键在指标体系的设计——当然也包括具体操作过程。第三轮学科评估开始前，不断征求学界意见，作了很多调整。我本人也曾多次接受咨询，提供了不少建议。从最初注明“请勿外传”的“讨论稿”，到最后正式颁布的“评估指标体系”，有很多修订，这其中包含诸多博弈。

 

定稿的评估指标分“学科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声誉”四部分，前三部分各有若干小点。别小看这些零零碎碎的设计，它决定了你哪些成绩“算分”，哪些工作“挂零”，而这，将引领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趋利避害”乃人之通性，完全不计功利、我行我素的，毕竟是极少数。在这个意义上，评估指标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大概是为了留有余地，这回公布的方案，没有显示各项指标的“权重”。其实，各项指标的长短、大小、轻重、缓急，更能体现指标制定者的趣味。举个例子，带有更多主观色彩的“学科声誉”，到底该占多大权重，就是个难题。

 

我更想说的是，即便所有的指标体系全都合情合理，操作过程也中规中矩，当校长或院系主任的，心里该明白：这不等于“学科建设”的全部。既然要评估，就必须数字化；而一旦数字化，必定删除那些表格之外的贡献。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那些很不合群的学者，今天是负担，明天说不定就是你的光荣。因此，我的策略是：认真填表，但不太在乎输赢，更不会用“画眉深浅入时无”来评价具体的教师。有志气的好大学，切忌亦步亦趋地依据“评估指标”来指挥生产；更值得期待的是不计一时短长的大学者与大著作。

 

《中国科学报》：您曾提到，大学教师以前只要教好书，论文写多写少，关系不是很大，现在科研论文压力则明显增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大学教师应该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陈平原：大学之所以不同于研究院，就在于其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问题在于，随便拿起一份教师表格，论文发表多少一目了然；至于书教得好不好，则不太容易说清楚。眼下的学科评鉴以及大学排名，越来越成为高校办学的指挥棒，这就使得缺乏自信的校方以及院系领导，拼命催要那些“看得见”的成绩。正是基于此，目前各大学对老师（以及研究生）的考核，多偏向于科研成果。最近到北方某大学（尚未进入“985工程”或“211工程”）参加校庆活动，教授们自嘲：希望自己的学校能“降低”到北大的水平。因为，相对来说，北大的管理比较有弹性，不会盲目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

 

不同类型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工作目标。若在研究型大学任教，你当然有义务拿出较多科研成果；但如果是教学型大学，科研方面不该有那么高的要求。而目前的状态恰恰相反，好大学相对从容些，次一点的大学要求更高——我说的是论文数量。一旦指标定得不切实际，老师们要不掺水，要不造假，这样一来，效果适得其反。去年年底，我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演讲，谈及“一所大学的校风是否‘正’，能否‘宁静致远’，关键不在教师，在领导”，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科学报》：作为系主任与教授，您认为两个身份是否有冲突，您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作为系主任，您对北大中文系有哪些改革措施？

 

陈平原：你的提问，后半截不好回答：一来北大中文系位置特殊，其得失成败不具有普遍意义；二来谈论“改革措施”，等于是在介绍经验，那我怎么说都不对。还是前半截有意思，牵涉个人心境。需要自我介绍时，我总是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除了“教授”是永久的，“系主任”是暂时的，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我更看重自己的“教授”职位。这么说，可能被讥为“矫情”——最近这些年，在公众场合，我常被作为“北大中文系主任”来介绍与尊崇。可是，有兴趣的朋友，请读我的短文《“专任教授”的骄傲》（200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其中提及：2006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6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传道授业解惑”。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眼看许多“成功人士”的名片上，印满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一面不够来两面，还有折叠式的；像我这样干干净净，只写教职的，不太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

 

自从当了系主任，各种会议及社会活动明显增加，影响自家的教学及科研，这在意料之中，就不说了。更为严重的是，我的学术立场与当下学界的主流不合，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做学者，我可以特立独行；当系主任，则不能不多有妥协。在别人，这或许不是大问题；在我则感觉很痛苦。你问我“工作重心在哪里”，我只能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不是理想状态，但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

 

《中国科学报》 (2012-05-30 B3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