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5月11日，四川在全省开展首次“5·12”防灾救灾综合实战演练。这是一次上万人参加、应对地震发生全过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
不过，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应急自救却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他们也鲜有参加正规的防灾减灾演练。
为什么我国防灾减灾演练说易行难？如何才能扎扎实实推进此项工作，从而使公众真正受益？
仍待政府主导推动
在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群众往往既是受害者，又是自救互救者，因此，群众的防灾避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至关重要。在汶川地震中，有80%以上的获救者是由干部、群众组织抢救和自救互救的。
目前我国由学校、单位组织的小规模防灾减灾演习次数逐渐增多，但大规模应对巨灾的演练仍寥若晨星。
对于其原因，国务院参事、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闪淳昌解释说：“在大城市，比如有2000多万人口的北京进行演练，社会秩序等各方面都需要考虑周到。”
据了解，四川此次“5·12”防灾救灾综合实战演练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演练方案前后有数十个版本。
“举行一次这种演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泽椿表示，如果离开了政府支持，大型演练很难举行。
有一年，他去日本出差，恰逢关东大地震纪念日，东京开展了全市地震演练。警报声一响起，地铁停运，所有人迅速转移到避难场所，井然有序。
“这必须是一种政府行为，由政府组织，否则效果不大。”李泽椿说。
然而，既然是政府行为，就需要政府投入，但是面对现实情况，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坦言：“目前国家对于防灾减灾的工程措施投入比较重视，但非工程建设的防灾减灾投入却很难见到。”
在他看来，包括灾害教育、灾害演练等在内的非工程措施投入是必需的，应该从公共利益的视角来推动。
理念转变无法一蹴而就
我国是多灾之国，很多人天天生活在灾害风险中，却毫无防灾意识。
在西方，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要展开灾害风险防范演练。而在中国，有的家庭甚至认为讲灾害不吉利，更不可能为可能发生的灾害进行预演。
因此，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认为，防灾减灾演练效果不好与我国的文化也密切相关。
而同样是多灾之国的日本，防灾减灾却已经成为公众的一种习惯。
“日本公众意识中等待政府作为的依赖心理，没有中国那么强。他们靠自己负责，我们靠政府。”郑功成认为，必须转变这个观念。
日本的防灾理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我国的现状也不可能一两年就改变。
“尤其在转变观念的初期，政府依然要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既要加大投入，还要优化投入结构。”郑功成说，“政府应该积极推动，立足单位、社区、学校来组织防灾减灾演练。”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看来，防灾减灾演练也是一种科学普及工作，一定要严肃对待，不可视同儿戏。
对此，闪淳昌认为，要从立法和教育入手，经常性地组织演练，不仅群众，各级领导也要参加。
李泽椿也表示，应开展全面防灾的科普教育，提高群众自救能力，更要提高领导层对自然灾害规律的认识。
《中国科学报》 (2012-05-1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