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广泛关注科研投入及科研经费使用问题，其中，既有全面清醒客观的认识，也有片面糊涂主观的想法。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十大矛盾。本文试图澄清是非，提出相应的化解对策与思路。

 

一是科研投入方向上重视科学规划与轻视自由探索的矛盾。爱因斯坦认为：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科学研究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和首创性等重要特性，具体科学规划不容易做得准确无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现象的确存在。重大的科学研究发现，往往具有偶然性。国家科研发展规划不能覆盖所有领域，应允许并鼓励自由探索，以弥补科学规划不周造成的错漏。

 

二是科研资源分配上“源”过度集中与适度分散的矛盾。科技管理部门分工不清，各类科技计划名目繁多、定位趋同，有限科技资源分散重复配置、效率不高。科技部有科技支撑计划、“973”计划和“863”计划，中科院有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工程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也都有各自的科技计划。科研项目分散在不同部门，由于马太效应，各部门对知名研究机构及科研人员“抢着给钱”，资源就过分集中在少数机构少数人手里。

 

对PI （Principle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的过度资助与对大量一般科研人员的资助不足同时存在。对于多渠道申请，出现一篇文章应付多个项目交差的现象应具体分析，一种情况是科研人员从一个渠道得到的经费不足以支撑科研任务的完成；一种情况是科研人员出于自身或单位的利益驱动，“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成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统筹各类繁杂项目的建议也值得考虑。实践证明，科研资源过度集中的效果并不突出，基于自由探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运行得到学界普遍肯定。应减少重大、重点项目，杜绝捆绑式、“拉郎配”的“伪大科学”，增加自由探索的面上项目，使国家科研经费的阳光能够普照顾及更多科研人员。

 

三是科研投入总量与投入结构的矛盾。近年来，R&D（研究与开发）总经费增长年均速度为20%以上，远远超过同时期GDP的增长速度。但这种增长似乎对中国的科学研究没有起到应有的推进作用。因此，在投入结构上存在一定问题，该投入的没有投入或投入过少。比如R&D投入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三方面没有实现合理的比例分配，基础研究投入偏低，约占R&D的6%。在保住投入总量的同时，应改善投资结构，把国家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

 

四是科技投入比例上竞争性经费过高与保障性经费过低的矛盾。据财政部教科文司的统计，中央级科研经费中竞争性经费的比例一度达到接近80%的比例。由于保障性经费投入不足，大部分科学家都被迫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各种项目竞争，科研工作本身的时间和精力逐步被压缩。科学家自嘲为销售员，通过讲故事来包装项目。由于会议太多，“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路上”，由于事务繁杂，成为“兼职科学家”、“双休日科学家”。应适度提高保障性经费，降低竞争性经费，保证科研人员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成为突出问题。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证科学家5/6的工作时间。最近，中科院提出保障科研人员80%时间用于科研工作。建立适合基础研究特点的长期稳定资助模式，如采用年薪制，为科研人员潜心从事研究提供基本保障。

 

五是效益上的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矛盾。科研的投入与产出并不正相关。既有投入大产出少的情况，也有投入少产出大的现象，遭学界诟病的一般是投入大产出少的不经济现象。如果一个学者获得经费资助的级别不高，经费数量不多，甚至没有经费资助，但也能产生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效益，应该说这样的学者创造性更强，贡献更大，性价比更高，更应得到肯定。实际上不然，获得项目本身就是莫大功劳，得到相关部门承认；有成果没有课题资助的反而得不到承认，这会导致“重申报，轻结题”的不良现象。有的科技管理部门开始尝试事后购买，实行“以奖励代申请”制或“成果购买”制，这更有合理性，也有可操作性。

 

六是科研项目的手段与目的倒置的矛盾。科研院所把申请的国家经费额度和级别作为考核科研人员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研究机构参与各种竞争（如实验室评估、重点学科设立、各类科技评奖活动等）的指标。科研基金被异化为政绩，获得资助的目的，不再是为科研，更多的是为了政绩，获得资助本身就是成功。科研工作不再是“研究科学的工作”，而变成了“研究如何申请经费的工作”。科研人员每天的工作目标不再是如何能够取得良好的科研成果，而变成了如何取得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和论文数成为科技领域的GDP。

 

七是科研产出评价中论文至上与忽视应用导向的矛盾。长期以来，科研人员的研究题目来自论文，产出也是论文，评价依据还是论文的“论文导向”得到各界广泛认可。但是，以科研论文的数量作为科研工作的“产量”具有很大局限性，鼓励纸上谈兵，忽视专利、产品，造成“课题完成——验收合格——获得奖励——束之高阁”的内部封闭循环。科研领域主导的专家基本上来自学术机构，往往以论文论英雄，这对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也不利。不少科技进步奖的产品并没有占领市场，不少发明奖的专利无人问津，不少自然科学的论文没有多少人引用。论文导向的跟踪型研究应转变到“问题导向”的原创性研究和“产品导向”的应用性研究。事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规划专项，本是用来从事应用开发的，不能最后发几篇论文交差结题。所有重大项目的结题，应严格审查是否具有实用性。鼓励论文写在“大地上”，鼓励产学研结合，有助于真正确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进而克服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八是科研管理上学术共同体弱势与行政主导强势之间的矛盾。中国科研投入主体和最终受益主体仍然是国家，但国家是抽象的，科技管理官员作为国家行政的代理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约束，难以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如果人情大于规则，私利重于良知，那么科研资源配置往往不是凭业绩（merit-based）分配而是凭关系（guanxi-based）分配，如果按权力和身份分配并获取科技资源，科研人员就得熟悉并适应潜规则，有一双 “隐形的翅膀”。科研人员的主业由科研转向拉项目、搞关系。科技管理者、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资深教授等在研究课题设置和科研经费分配的过程中具有主导话语权。国家课题指南只能来自真正的“国家重大需求”，而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而自导自演：自己撰写课题指南，自己申请项目，自己验收成果。学界强烈不满“小项目大审，大项目小审、超大项目不审”的现象。建立公开、透明的重大项目遴选机制，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对于哪些是最前沿最需要资助的，学者应该有一个共识，作出战略性的科研方向判断。应采用“竞争优胜体制”，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

 

九是科研经费使用中人本与物本的矛盾。科研经费使用中“见物不见人”，经费的90%左右，是用来购买仪器设备和支付材料费、会议费、出差费的；只有10%左右用于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劳务成本太低。造成购买了大量使用效率低下的设备，而作为生产力最活跃要素的“人”却得不到相适应的补偿。有的科研人员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法套取科研经费。提高劳务费开支比例势在必行。

 

十是科研经费使用中刚性与弹性的矛盾。科研人员争取到的每笔科研费用都要执行严格的预算制，在申请项目经费时就会明确各项经费的具体数目，只允许执行过程中有10%的微调。然而，许多项目的执行时间较长，加上科学研究的一些不可预见性，往往很难与预算时的情况相符。

 

国家设立科研项目的出发点是让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管用的成果，必须进一步优化科研经费管理，充分发挥科研资金效益。在科研投入方向上，制定科学规划的同时，还要鼓励自由探索；在总体科研投入上，稳住并不断增加总量的同时，要优化投入结构；在科研投入的对象上，有限集中，适度分散；在科研投入的效益上，注重投入产出比；在科研产出的评价上，防止论文至上，注意应用导向；在科研投入比例上，适度提高保障性经费，降低竞争性经费；在科研管理上，突出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强调行政系统的服务功能；在科研经费使用上，既见物又见人，去除刚性，增大弹性，更好地服务于科研人员。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05-07 B3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