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申请今秋美国研究生硕士及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18%，这已是连续第七年出现两位数增幅。另据报道，目前在美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中，本科生已超越研究生群体成为主流，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本科学生增长幅度达42.7%，远高于研究生15.6%的增幅。
面对这样一组数字，相信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解读。心急如焚者有之，泰然自若者亦有之。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坦言自己属于前者。
“我对此很焦虑。”王树国说，大量适龄学生不选择中国高校而选择出国，固然有学生基于“到异国历练自己”的想法，这是值得鼓励的。但问题是：“历练自己”远不是学生出国的唯一原因。
“很多学生远涉重洋其实是出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失望。这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国外大学联合起来到中国吸引学生，足见其对人才的高度关注，但很多中国大学对此却不紧不慢，我感到很费解。”
王树国表示，教育是一项长周期的工作，一个环节如果落伍，短时间内是难以弥补的。“我不明白，如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选择我们，为什么很多大学依然‘稳坐钓鱼台’？大学是育人的关键，如果我们都麻木了，还能指望谁？我们必须反思自身出了什么问题。”他说。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办学体系尚属“开环状态”
作为国内著名的机器人专家，在谈到高等教育的问题时，王树国引用了一个工程领域的名词。“我们目前的办学体系处于‘开环状态’，而一个健康的体系却应该是‘闭环’的。”
作为解释，王树国举了一个例子：在计划经济年代，国营企业通过上级指令决定产品的数量和种类，而产品的质量以及对路与否，与企业没有关系，他们只需要完成上级任务就可以了，这样的企业必然没有竞争力。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生死，而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则来自于用户。“我不买你的商品，你就会倒闭，这就是闭环。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受服务对象的约束，服务对象为企业提供信息，企业则必须依此作出调整。”
王树国表示，目前国内高校正是缺乏这样的反馈机制。在人才培养中，政府告诉高校要设置的专业类型和招生数量。高校本身并不十分理会其服务对象——社会需要什么。当服务对象对此有意见时，也只能反映给政府，然而政府能消化多少意见则是高校所不知的，能反馈到高校的社会意见自然也不多。换言之，学校与社会的环完全断开了。
“这就像一个国营工厂，培养了数千名学生，但培养质量的好坏，学生能否就业根本影响不了其自身的生存发展。你见过哪所大学因为人才培养质量不好而倒闭？”王树国说，当然，目前很多大学都很关心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但这仅仅基于教育者自身的职业道德。在体系设定上，我们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这也是大学培养的学生与社会期望值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其实此类问题很多大学校长都清楚，一些领导也都明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改变呢？哪怕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两件，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建立起一套适合国情的反馈机制。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下，中国大学的明天可想而知。”王树国说。
公平问题实质是优质资源缺乏
提到高等教育，一个话题似乎是绕不开的，那便是高考。作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近年来，高考公平性、高考腐败等话题屡见不鲜。对此，王树国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我们依然可以举一个计划经济的例子。”王树国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人们购买商品是需要凭票的。那时围绕票证的争论，甚至一些案件也并不少见。但当时政府并没有单纯地围绕票证的公平性做文章，而是敏锐地发现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是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于是果断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生产关系。几乎一夜之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票据问题随之不复存在。
“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同样是高等教育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当前形势，从而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人不想办法提高优质教育总量，而是在低水平的教育背景下，片面地去谈公平问题。”王树国说。
他表示，高考公平性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老百姓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如果中国有100所牛津、剑桥，老百姓还会为孩子考大学发愁吗？”不在根本问题上做文章，不设法扩大资源供给，却单纯地在高考问题上追求分数的公平，这显然是事倍功半的。
至于高考本身，王树国说，用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样的设置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单纯以分数作为录取标准的录取方式，分数不能代表能力，我们应该探索新的录取标准。
自2003年起，国内很多高校先后实施了自主招生制度，这样的制度设定是否符合王树国对于“新标准”的要求呢？
对此，他坦言，目前的自主招生政策原则上看，并不属于真正的自主招生，只是各个学校为了争取更加优质的生源而采取的另一种招生政策。
既然如此，为何哈工大还要在2010年与其他高校联合成立“卓越联盟”？
“当时只有以北大、清华为首的两个自主招生联盟，我担心一旦固化下来，可能会形成二次高考，通过成立新联盟的方式，我希望能把‘盘子’做大，如果所有学校都有了，其实就等于没有了，这是我参加自主招生的初衷。但从根本上说，我不赞同这样的自主招生。”王树国说。
学生的就业观没问题
在采访中，王树国表示，导致当前高等教育出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出现了一定的扭曲，无论社会评价体系还是用人单位的标准，都出现了唯学历论、唯分数论的倾向。
仅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为例，目前很多舆论都在批评大学生的就业观存在一定问题，王树国对此却很不以为然。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应该鼓励毕业生到老少偏穷地区的一线岗位工作，那里有更大的舞台，这些话我听起来很不是滋味。”他说，“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报考公务员，对于这些考生，我们难道有过动员吗？既然没动员，为什么他们如此趋之若鹜？这是因为这些岗位被赋予了太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作为政策制定者，如果你认为一线岗位重要，为什么不把这些政策给一线的劳动者？把政策给了其他岗位，反过来却鼓励学生到贫困地区，这难道不自相矛盾吗？”
王树国表示，在就业问题上责怪学生是毫无道理的。如果相关部门认为某些一线岗位非常重要，就应该把最好的政策留给它，学生们自然就会作出选择。“我特别反对端正学生就业观的说法。孩子们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是出在我们教育者身上，出在政策制定者身上。”他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未来，就应该投入更多精力为孩子们着想，保证需要他们工作的地方有足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让孩子们工作得舒心、有事业感。
资源投入不应以博士点为标准
类似的问题不单出现在学生身上，在大学本身也有体现。
“看看我们的周围，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博士点。似乎只有具备了培养博士的资格，才能证明学校的地位，这显然违背了高校多样性的要求。但不要责怪学校，因为这依然是社会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王树国说，国家将绝大部分资源都给了有博士点的学校，而培养蓝领、一般工人的学校却几乎没有资源。在这种条件下，校长当然会拼命地争取博士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资源，学校才能存活。
上世纪80年代末，王树国曾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工艺学院进修。这所学校类似于工程师学校，规模很小，却是社会顶级人才的聚集地，培养的学生不但会引来用人单位的疯抢，其收入也比一般毕业生高很多。“这就是欧洲工业革命后期带来的影响，其对一线人才的尊重也支撑了德法等国制造业的发达。”
反观国内，我们对人才的界定却很简单，似乎只有拿到博士学位才是人才。“社会的发展不是只需要科学家，每一个层次的学校都有可能成为顶级院校，然而当社会的资源投入只以博士点的多少为标准时，必然会出现大学体系的单一化。”王树国说，大家想的不是能否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而是哪里有资源就往哪里奔，这不正常。
去年9月，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广东召开了一次教育咨询会。在这次会上，王树国明确提出，希望提高生均经费的拨款额度。
“这是目前高等教育的立校之本，也是当务之急。因为这至少可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基础供给。”王树国说，现阶段大学培养质量的好坏与社会供给没有关系，是否满足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同样没有关系。只有一个虚拟的博士、硕士点在牵动大学的神经，成为大学拼命争取的“救命稻草”，这样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否则更多的问题与局限将不可避免。
●目前很多大学都很关心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但在体系设定上，我们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这也是大学培养的学生与社会期望值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当前形势，从而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很多人不想办法提高优质教育总量，而是在低水平的教育背景下，片面地去谈公平问题。
●博士、硕士点在牵动大学的神经，成为大学拼命争取的“救命稻草”，这样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否则更多的问题与局限将不可避免。
《中国科学报》 (2012-05-02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