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是个注重科学技术而轻视人文的社会。这样的时代特征就是科学成为主导，而人文被严重边缘化。

 

 

科学在拉丁文里意为“知识”（knowledge），是对宇宙作出解释与预测的知识。在现代社会早期，科学与哲学两个词紧密相关，甚至有时可以互用。

 

最宽泛意义上的科学就是可靠的知识。而狭义的科学一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到了19世纪，科学与科学方法紧密相连，是研究关于自然的系列方法，出现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学科。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科学家”一词，专门指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什么是技术？工具、机器、技巧、手艺等的制作、使用等都可以称为技术。技术通常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它可以影响人或其他动物控制或者适应周遭环境的能力。

 

但是技术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环境污染已经不是个新鲜话题；对人价值观以及伦理带来的挑战等等。

 

“人文”在英文中主要有两个词来表示，第一个是humanities，就是用分析、批评、观察等方法来研究人的境况。它包括（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视觉与行为艺术（音乐与戏剧）。有时候，它也涵盖或者说与某些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如技术、历史、人类学、区域研究、传播学研究、文化研究、法律与语言学等。第二个词是liberal arts。本文所说的“人文”，主要是指人文学科，以及人文教育。

先前提到过，当今社会是人文学科边缘化，科技成为主导的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实用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008年美国的《纽约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几乎没有提到艺术与人文学科。人们不禁要感叹，“艺术与人文学科总是最不容易得到资助的”。针对艺术与人文学科在当代的困境，美国学者们有不同的阐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目前越来越左的政治倾向性使然。还有人认为现在缺失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学问的优先目的是提升个体，使之成为“一个人”。有人抨击当下的大学，一心只想“筹措资金”，而忘记了其责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更有人幸灾乐祸地说，报告就该如此，因为“如果诗人能够发明一种疫苗或者发明一种全球500强的企业愿意生产的有形物质，那我愿意撤回我的评论”。这是国外的情形。

 

2010年8月3日，《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称到2020年将建成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这份纲要中有几个问题，之一便是“高层次人才”的定义。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高层次人才”？根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提到的人才概念，可以看出高层次人才应当是指“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而北京市的这份规划纲要描述的人才是指“能突破关键技术、引领新兴学科、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两者不谋而合。在“高层次人才”的描述中，关键词是“技术”和“科技”，以及“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而“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不见踪影，更看不到“人文学科”和“人文学者”。

 

当然，我也注意到，在首都规划提出的众多目标中，有一条是：要建设“人文北京，到2020年，名家大师达到500名左右”。这一条提到了“人文”。但是这一条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何谓“名家大师”？现在北京已有的“名家大师”有多少？不够500名的话，未来是引进还是选拔？该如何选拔？但最大的问题或许会是有多少“名家大师”的头衔可以落到“社会科学家”或者“人文学者”的名下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很少。但问题是：如果只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名家大师”，北京还当不当得起“人文北京”之称？

 

在人文学科日益低落的时候，在有用与无用成为人们心中大学教育的标准时，究竟还需要人文学科吗？我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做《创造灵魂的人》（美国作家多克特罗著）。书中谈到，早在原子弹研发成功之前，很多科学家就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型发明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灾难。1944年，已有12.9万人在为制造原子弹而工作。他们中最核心的人员居住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实验室），与外界断绝了任何联系。在工作还未完成之时，人们已在谈论着：绝不能使用这种炸弹。匈牙利裔科学家西拉德开始上递请愿书。年轻的费曼喝着啤酒，神情沮丧，想到人们在爆炸那一刻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仍一无所知就难过得几乎要落泪。而之后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见证了原子弹巨大的破坏性威力。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诞生过程，与人文有关，而科学技术的结果，更与人文息息相关。而人文，同样需要科学的支撑。人文研究需要求真的科学精神，质疑一切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严谨的逻辑思维表达能力。

 

 

先前我们说到人文在英语中有两个词，一个是humanities，另一个是liberal arts。后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译作“文理”，比如在指称美国的一些四年制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s时，就翻译作“文理学院”。所谓文理学院是指“以传授通识知识、培养全面的智性能力的学院或者大学，与专业性、职业性或技术性的学校形成对照”。在美国，“文理学院”既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形式，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高等院校，同时也指综合型大学中的本科生学院。这两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提供给学生的知识大都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人文类（主要包括文学、语言、哲学、美术与历史）；二是数学、物理与生物科学类；三是社会科学类。由此可以看出，学生所学皆为基础理论学科。这类教育，通常称为“通识教育”。

 

美国的本科生教育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哈佛“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一西蒙斯教授指出：“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桥梁。”

 

人文学科，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在其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一书中发表了如下观点：一、在过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如今，科学、技术以及名利已经成为了种种障碍，妨碍人们去追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二、如果我们还“想要在一个庞大但却空洞的时代寻找意义”，我们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唯有人文学科才能帮助我们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三、人文学科总是呈现给学生“一系列的文本，它们以无与伦比的力量，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强有力的答案”。在这样的专业性课程中，学生们会受到感动，进而“去思考哪种选择最接近自我的演化过程”。四、这样“重生的人文主义”不仅有助于自我的成长，而且“可以质疑我们在道德与政治世界中的那份传统的虔诚”，还“能把被遮蔽掉的一切都公开化——这恰恰是人文学科的最高目标，也是每一位教师的首要责任”。科隆曼教授的结论是，只有人文学科才能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精神危机”。

 

2011年10月底，美国波士顿学院的人文研究院召开了一次题为“在文理大学中，科学何以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研讨会，更多地探讨了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

 

弗吉尼亚大学的传媒研究与法律教授威德亚纳森针对“科学何以重要”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消费者过于相信现在流行的各种技术，却对其中的各种因素缺乏观察。他说，美国人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所蒙蔽，被各种粗俗的经验主义所吸引，过于相信各种统计数字，反倒对民意测验中的偏见、取样的大小等疏于察觉。在当今社会，占据前沿地位的工程师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知识的鸿沟，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着力在全社会强调批评性思维，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地在由于学科划分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知识之间架起桥梁。

 

在这次研讨会之后，克莱恩教授与奇利斯两人在《高等教育纪事》发表文章认为：首先，科学知识至关重要，不然人们无法理解地球变暖、物种灭绝、社会进化、技术与数字媒体与人类捕捉信息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技术变化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公共政策等等。其次，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由科学家单独来加以解决的。再次，在一个环境和经济都面临挑战的高度技术化的时代，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和辨析科学证据与科学观点的能力至关重要。最后，我们应该致力于对高校中的学生进行教育，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社会大众。

 

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科学技术只管勇往直前，而人文教育的责任则是努力把握前进节奏乃至方向。科学与人文，互为需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由本报实习生郑毅根据作者讲座记录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2-04-16 B1 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