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效民
科普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反映高层意志的“自上而下”思路，偏向于讨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二是从政策对象的角度出发，解决基层切实需要的“自下而上”思路，更多考虑“实际如何操作”的问题。相对而言，“自上而下”的方式某些时候效率较高，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却容易脱离实际而“打折扣”，因而效果较差，甚至可能完全走样。
自2007年以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全市各区县开展“创新型科普社区”建设，截至2011年已有5批共约140个社区（包括农村）被评为“创新型科普社区”。作者参与了被考评社区的评审、论证、鉴定和验收工作，并实地调研了近70家社区。作为一名科技传播研究者，这一过程对作者原有的很多想法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基层科普的组织形式、工作形态等与之前的想象差异很大。
通过对基层科普的实地调研发现，不同地区的客观情况千差万别，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科普工作应当处于何种地位？不同部门如何组织协调？另外，政府和社会都认为科普非常重要，但什么是科普？谁在做科普？科普什么？理论源于实践，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都需要基于对现实情况独特性、规律性的认知。
借用通信行业“最后一公里”的说法，科普在基层的落实，正是“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完成基层科普“最后一公里”，是科普“貌似简单、实则复杂；貌似不显眼，实际很重要”的最后、最关键步骤。
下面从科普主体、科普内容、科普媒介和科普对象4个方面分析当前基层科普的现状，并对其发展提出思路、构想。
科普主体职业化：常规队伍结合专家资源
传统上认为，因为科学家在科研领域最有学问，对科学最有发言权，所以科学家是当仁不让的科普主体；还有一部分是科普文章作家。实际上，基层很难看到科学家的身影。例如北京有4000余个社区和农村，平均每年搞一两次科技周、科技节，受惠的社区非常有限。目前的做法是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加上法律，成为“四进社区”。除去“挂名”的科普志愿者，有些社区确实设有科普工作者位子，但他们同时兼任其他工作；另有些相对稳定、专职的科普工作者，是农村地区的科技员，以满足农村技术推广的市场和需求。
关于科普主体的构成问题，国外也一直在反思和讨论，观点也有争论。当前的主流观点仍然坚持认为，科学家应该承担科普责任。
科学普及发展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每一个科学家的一个职业责任就是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并希望科学家“真正认识到这是你义不容辞的工作”。
199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主席格林伍德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呼吁美国科学家“到美国各级学校兼职，直接参与加强科学教育和促进公众了解科学的工作”。
中国的情况亦如此。2000年，在中国国际科普论坛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学术管理机构之外，各界学者也普遍认为科学家应当提升科普能力。例如，2006年和2010年的公众理解科技大会（PCST），分别设置过“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媒介对话”的研讨会主题。
科学传播的交互理论认为，科学家与外行的沟通能力至关重要，若不能用通俗语言让外行理解，科学的发展也会“卡壳”。
由此，作为科普领域的信息传播者，科学家需要身兼两职，既要将自己的科学进展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发布出来，同时也要向外界传播，让公众理解。不可否认，虽然这种情况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确存在，但需要看到，这并不普遍。
科学家在科技界内部传播的信息，与科普时需要到达公众的信息非常不同。因此，科普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实际上常常是分开来的。作为信息传播者的科普主体，除去一小部分科学家，很大一块是编辑、记者、作家以及出版、展览部门等。
从科普内容和科普方式两个方面，也能看出科普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科学家角色事实上是在不断地边缘化和弱化。
从2003年至2010年，中国科协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表明，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近90%，通过报纸的比例为60%～70%。被寄予厚望的网络，其最新比例为26%，农村地区则仅有2%。青少年往往是科学家从事科普最为看重的对象群体，然而，一项专门针对上海市中学生的调查显示，中学生通过科学家直接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也只有8%。
由此，从科普方式来看，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
另一方面，从科普内容来看，科学家的科普主体地位同样发生着变化。2006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一项调查指出，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75%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够与公众交流对话；但就所涉及的科研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影响问题而言，只有不到50%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与公众交流。公众关注科学时，有符合其利益关切和独特视角，更加关心科技对生活的各种影响。这就将涉及到法律、伦理、文化甚至宗教的背景，“为科技而科技”的科学家也许并不能胜任，也就产生了公众与科学家对话时的偏差。
现实情况也反映出，以科学家为信息传播主体的科普活动，不可能常态化、制度化，通常只能是运动式的“一阵风”。因此，也就难以让公众对科普有稳定的预期，不知从哪里能够主动有效获得科普的帮助。
回到科学知识的传播模型，可以将传播主体细分为两个部分，即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其中，生产者就是科学家群体，其生产的知识信息更多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传播者除了直接面对公众的一部分科学家，还有作家、记者、编辑等群体，他们将科学家生产的知识转述为适合公众理解能力的信息，再传播给公众。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今天的“科学知识传播者”才应当是直接面向公众的主要力量，是科普主体中最主要的职业化队伍。它包括科技传媒、科普创作、科技展览、科普活动策划、组织管理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专职人员。科学家，则应当属于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主体队伍。
职业化的科普主体能够在基层科普工作中形成常规力量，其职业身份也可以多元化。同时，基层的职业科普工作者要与外部专家资源相结合。
科普内容生活化：保障公众需求的基本供应
城市社区和农村地区的科普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异。城市社区对于科普内容的理解比较泛化，认为唱歌、跳舞、画画、打牌、下棋、健身、扭秧歌、手工艺等都可以与“科普”相结合，套用出“科学绘画”、“科学健身”等词汇；农村地区对于科普内容的理解则集中于技术推广和培训，主要围绕农业生产和建设来开展，“科普示范基地”的标准就是自身致富并带领周边致富。
另外，一说起科普，传统上认为就是“数理化天地生”六门学科或者是前沿科学知识，一条条普及给公众。也就是说，将概念化、理论化、学科化的科学知识，以外部注入、要求接受的方式灌输给公众。
这种科普理念，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有关。把科普当做教育的补充和延续，往往就把科普当成了教育，这一思路有其局限性。由于在公众面前，科学知识永远是一片“汪洋大海”，公众的科学素质永远赶不上科学家，也似乎永远需要提高。
一些新的研究观点认为，公众关注科学时，并不一定会关心科学知识本身，而是更加关切科学的社会影响、与自身生活的关联。另外，由于很多科学活动是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社会事务，而不纯粹是学术活动，因此公众关心诸如登月、核电站建设、污染治理等问题常常也并不只是针对科学活动本身而言的。今天的科普也因而更加强调情景式的、主题综合式的、问题导入式的方式。
这与实地调研情况相符。国内外公众目前最为关注的，大多首先是医药健康知识，其次是关于环境保护的科学内容。所以有人说，我们今天的科普，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关于身体的科学、关于身边的科学”。
科普理念由此需要一个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在于，不是让公众没完没了地去学习各门各类科学知识，而是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方便、有效地帮助公众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
日本福岛核危机后有国人争抢食盐，不少人认为这表明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太差。我坚决不同意这个观点。俄罗斯人抢碘酒，美国人抢碘片，事实上也起不到多少作用，这样看来他们的科学素养也似乎不高。
这其实说明一个问题：科普的目的，如果是要让大家事先准备好各种知识的话，这个思路本身并不可取。科普的重点，应当是事件一旦发生，马上就能为公众有效供给可靠的科学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公众对科学知识个性化、复杂化、多元化的需求特点。因此，基层科普首先需要有一个从外部提供基本、稳定、权威科学内容的渠道。所以我经常建议先给所有社区订一份信息量大、周期短、成本低廉并且操作方便（可直接贴出去）的科技类报纸以缓解目前科普内容方面普遍存在的“无米之炊”问题。
科普媒介多元化：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在图书、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电影六大传统媒体和网络之外，基层科普运用的手段和媒介可以说“五花八门”。例如，北京市科协曾推广过的“一站一栏”，就是科普活动站、宣传栏，就是科普活动站、宣传栏、信息员；“创新型科普社区”的建设过程中，也使用了很多的办法，如标识牌、活动展板、楼门文化橱窗，永久性的科普墙、LED屏幕，还有形式多样的表演、科普活动实物和模型展览，命名为“数字港湾”、“数字家园”的网络手段也很时兴。
由于政府在科普投入时往往追求显示度，因此科普媒介设施更高级、更新潮，也更昂贵，问题也随之而来。有农村花费近700万元修建了近100平方米的LED显示屏，却很少播放科普相关内容，主要用于欢迎前来视察的领导。另外，有线电视费每月升高6元钱之后，很多农民表示自己不再看电视；互联网铺设到村里，但因网费、电费等成为额外财政负担，已建设施却大都闲置。
硬件的“火热”趋势，给人造成了繁荣的假象，同时传统的媒介手段反而受到发展限制。比如图书变少了，流动性较强的科技报纸、刊物也很难见到。
就基层科普而言，引进现代化媒介的同时，固有的传统手段也需要尊重和引导。比如某社区打出“文化胡同”的品牌，通过在胡同内设立科普小篷车、科普墙壁和展板等方式，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科普特色，可以称为“胡同科普”。除此，社区小报、楼门科普、社区网站等传统与现代手段可以交融互补。
总之，科普媒介需要多元化，找到最有效、最适合的方式，也就是最“先进”的方式。科普对象中心化：
重新理解公众与科学的关系
从科普对象来看，城市社区和农村的差别也非常大。城市社区的主要科普对象是退休人员和青少年，并且活动参与比例较低；农村地区则集中面向生产劳动者。
学术上，对于科普对象的认识问题也有很大争论。传统观念认为，公众是无知的，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被普及者；公众需要不断学习科学知识以缩小与科学家的差距；公众因缺乏科学知识对科学没有发言权；公众掌握科学知识越多就越会支持科学。
然而，一些新的调查研究认为把公众当做“空瓶子”的上述观念很有问题。新的研究观念认为，公众与科学家在职业、生活甚至知识上都是平等的，公众有权质疑科学家的知识；公众与科学家所谓的“知识差距”永远存在，不可能也无必要消除；民主社会中，公众对科学的资助和决策有发言权甚至决定权，并且科学问题往往也是社会问题；最有趣的是，调研发现掌握科学知识越多的公众对科学越有质疑精神，成为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悖论”。
从一些理论研究中也看到，科技与公众的关系有很大变化。二战之后，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普遍持“线性模式”的观点，认为只要给基础研究进行投资，随后就会有应用开发、技术创新，最终落实在经济增长上。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于爱丁堡大学出现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认为，“线性模式”并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指出技术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制约（组织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下形成或定型的；技术的后果是来自社会的协商和解释，而不仅仅是来自技术自身的逻辑发展；由此，公众作为技术的使用者、消费者，对技术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另外，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政策研究所教授Ben R Martin于1995年提出“技术预见”的概念，认为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有步骤探索的过程，其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和通用新技术。
技术预见不仅关注未来科技的自身推动因素，而且着眼于外部市场的需求拉动作用，既包括对科学技术自身潜在机会的选择，也包括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关需求的识别；不仅关注未来技术对工业和经济的影响，也关注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包括对环境的影响）；不仅是面向未来，而且要主动地通过选择“塑造”未来。
由此，“技术预见”成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自我预言的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众也必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者。
“外行”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案例中，丹麦的“共识会议”最为著名。它通过一系列步骤，广泛征集公众意见，让公众充分参与讨论。专家提供专业背景文献资料，回答询问问题，给出意见和建议，更正报告表述性错误，而保留公众小组对最终报告的完整控制权。在“共识会议”中，被认为是外行的公众，在科学技术问题或相关问题领域的评估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科学、科学家则成为背景。
从上述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在科学技术与公众的关系中，公众角色不再是均一化、同质化的被普及者，甚至不简单是作为纳税人的知情权拥有者，而是需要引入新的维度，即科学技术的使用者、消费者、利益相关者、决策参与者。
对公众角色的再认识，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今天的科普定位：公众在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发展控制、政策决策等方面的参与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甚至主要的角色，公众也许就是在此过程中认识、理解科学，而不再是被普及、被教育者。
对基层科普对象而言，就是要将公众作为科普的“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社区农村居民的满意度为导向。把“教育模式”转变为“服务模式”的基层科普，其目标应是更好地促进公众融入现代社会的科技生活当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副教授，由本报记者郝俊根据作者所作讲座记录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2-04-02 B1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