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大学尚未融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说两者之间呈“油水分离”之状也不为过。对待民办大学，不应是享受个别政策，而是要依法依规全面落实。
■本报见习记者 温才妃
丁祖诒走了。就在他弥留之际，还在病榻上关心学生宿舍的供暖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称赞丁祖诒为“民办教育的创造者、引领者”；一位民办教育学者说自己“失去了一位好战友”；西安翻译学院的学生则把他唤作“丁爷爷”。
丁祖诒给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走向何处？
历史意义绝不能低估
“大家纪念丁祖诒，因为他是在时代和制度的夹缝中顽强生长出来的一支奇葩，他的教育家头衔与声望并非批发自官帽铺，而是民众给的。”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网站总编辑蒋国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蒋国华看来，丁祖诒的一生至少有三个“了不起”：在上世纪80年代体制机制阻碍重重的情况下，创办了西安翻译学院；作为幸存下来的有学历承认的民办高校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有500多所，如今不到20所），领导水平、管理水平可圈可点；在办学过程中，赢得了数万西译学子由衷的尊敬、爱戴和怀念。
“以丁祖诒创办、发展的西译为代表的民办大学复兴，其意义是有目共睹的。”蒋国华说。
有具体的数字为证。截止到2010年底，民办院校总数有1512所（包括民办非学历院校），占到全国近45%。国务院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反映，在民办大学从业的人数逾22万人。仅以659所普通民办院校为例，平均每校固定资产5亿元计算，全国总值可高达3295亿元。
美国有3亿人口，官方数据有4352所大学（2008~2009年）。按照这个比率，中国13亿多人口，则需要近20000所大学，而如今包括非学历民办大学在内也不到3400所（公办1908所，民办1471所）。蒋国华打了个比方。“如果有人下令所有民办大学一律停办，那么，国家要在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宏伟目标是绝无可能的！”
三大问题钳制发展
在蒋国华看来，民办大学的复兴本质上隐含着对旧教育体制的否定，需要思索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教育创新。
民办大学天然具有较少的行政束缚，然而，绝大多数民办大学并没有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上的优势，甚至不清楚教育创新为何物。“一样的校园，一样的考试，一样的评估……现在民办大学的通病是跟在公办大学后面，还在照搬和沿袭着公办大学的教育观念、方法、技术。”
问题之二在于从国家到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民办学校远远没有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公平的政策待遇。
尽管全国人大2002年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民办学校，特别是民办大学，依旧被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非主流群体。
由于民办学校的社会经济身份的法律地位没有真实获得，诸如扶持措施、税收优惠、投资者及教师权益保护，都无法清晰落实。甚至在地方政府至今流行着“怀疑论”、“可有可无论”、“定时炸弹论”等观念。
“民办大学尚未融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说两者之间呈‘油水分离’之状也不为过。对待民办大学，不应是享受个别政策，而是要依法依规全面落实。”蒋国华如是说。
第三大问题是民办大学的产权归属，我国现行的民办教育法和物权法里均未给予明确和保证。出资后的产权与投资者权利相脱离，极大地影响着投资者的积极性。民办院校要抵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赋予的产权（物权）彼岸，还要摸更多的石头。
“后大众化”时代“1：99”现象
有关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蒋国华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高等教育已进入后大众化时代，这个时代“1：99现象”已经浮现。
蒋国华告诉记者，据西班牙科学计量学专家统计，当今世界上有20000多所大学，而真正具有“知识贡献”的高校不到200所。换句话说，未来1%的大学担负着研究使命；剩下的99%的大学担负着就业、创意、创业、创新的使命。
然而，纵观中国的公立大学，尤其是“211工程”、“985工程”高校，仍在为向世界一流高校而努力。“而事实上，99%的大学无论新老、公私（民）、大小，都站在同一条新的起跑线上。”为此，他提出了“职业培训站”的概念，把传统的知识系统为本的授课压缩去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腾出时间来开展企业环境下的教学、培训和下基层下企业的实践。
谈到社会上反对大学技校化的声音不绝于耳，蒋国华认为，反对者没有看到大学发展已进入“后大众化”时代，并且混淆了知识经济时代“职业培训站”新概念与传统技校的老概念。在世界高等教育已相对发达成熟的地方，自然而然出现后大众化时代的改革恐怕绝非易事。“新生的中国民办大学没有传统的负担，正好可以在体制机制创新与教育创新这两个方面大显身手。” 蒋国华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3-28 B3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