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是齐齐哈尔大学校长，一个是西南大学智能传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马立群委员还是知道了薛荣生这位“三无教授”的故事。
30年前，薛荣生只是一个在文革中读了三年中专的技术工人。
无学历，无海归经验，无头衔，在如今的社会里，这样的人常被称作“三无人才”。
“因为实践能力强，我从一个工厂走进大学搞科研；30年后，我想当回伯乐，怎么这么难？”64岁的薛荣生，已经成了教授，可他却有了当初没有的困惑。
他要招收一个像他一样的“三无人才”。这个人叫徐世军。
2000年，薛荣生看中了在工厂工作的徐世军团队，可学历成了他们的“门槛”。虽然获得了重庆市科技发明一等奖，可这个团队里最高学历的人也才是本科。
“这事儿能解决，但是很难！”马立群委员感慨，“当前，对于人才评价和需求问题，一些普适性判断标准还要坚持，例如高学历、多奖项等，他们避免了出现无原则、无标准、任意而为的状况。但如果陷入这样一个教条规范里，标准也就成了一种障碍。”
薛荣生难以理解，30年前，大学看中了自己的科研实践能力。30年后，学校因为他的团队获得的技术转化合同已接近亿元。可自己看上的人，怎么就进不了高校搞不了科研？
“后来，他的团队进了北方一所高校，可那里相关领域技术水平薄弱，团队陷入了无奈。”薛荣生沉思，“本来可以达到1+1大于2的效果，结果还是1+0或者0+1。我想当伯乐，可我没有为人才创造条件的能力。”
马立群委员认为，作为一所理工科重点大学，在进人标准上，必然要形成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高学历意味着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接受，成为人才评价的一个标准。但这种标准排斥了个性化现象的出现。
“在一些特色学科专业上，如果一个人有一技之长，确实符合学科发展，就要在民主公平原则下，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在马立群委员看来，“统一标准之外，科研单位可以建立一个‘一事一议’的机制。”
对于这样的“三无人才”，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市科委主任钟志华委员在追问去向之后感慨，“学历标准的制定，可以防止进人权力被滥用，有其合理性。但‘唯学历’的标准有其弊端，它可能把有真才实学的人拒之门外。”
有20年大学任职经验，担任了6年湖南大学校长，钟志华委员谈到这样的“三无人员”，很感慨，很心疼，“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建立一支有社会公信力的选拔人才的队伍，建立灵活公平的用人标准，在注重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同时，要有发现人才的眼光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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