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过去，全国万千学子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这一刻的收获。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部分的学生将无缘进入大学校门，他们的未来将会怎样？社会需要作怎样的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上海大学教授浦家齐为本报撰文指出：“必须承认，确实存在一些很有潜力的学生是不适合于用学院模式来培养的，或者说，改用非学历型的培养模式将使他们达到更高的学术层次。”
□浦家齐
我们常说的“自学成才”，除了通过自学取得更高一级的学历或学位，还应该包括不以学历或学位为目标的成才之路。换言之，学院模式的考核虽然已经成为人才认定的主流模式，但不应该是唯一模式，社会应该建立某种机制来认定已经达到了足够学术水平但学历或学位较低的人才。在社会的人才结构中，非学历型的成才之路将永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偿，特别是在讨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时候，不可忽略了这一点。
没有经过大学教育而成大才者，外国可举出皮埃尔·居里和爱迪生，中国可举出华罗庚。林元培是当代国际桥梁学界的扛鼎人物，他毕业于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中国工程院院士、机床专家周勤之没有本科学历，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专家。此外还可以举出从工人成长为专家的包起帆、许振超，以及在建国初期崭露头角的技术专家蔡祖泉、倪志福和王林鹤。由此可见，通过非学历的道路造就杰出人才是切实可行的，其中有些人甚至可能登上他们所从事的那个领域学术的最高峰。不可否认一所好的学校对于成才的重要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对一些特质人才来说，上大学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当然有人会辩解说那是高等教育还不够发展的时代的产物，或者是科学技术尚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发展的时代的产物，而这种成才模式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皮埃尔·居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他应该比别人更有条件上大学。只是因为他父亲发现他富于想象力的性格特点，认定了他是一个不适合于通过学院模式来培养的青年，他后来通过工作和自学成为大才。如果说华罗庚青少年时代没有条件上大学，那么1936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完全有条件拿了博士学位回来。但结果是华罗庚在那里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两年间发表了十余篇有影响的论文，却仍然没有去攻读那个学位。
诚然，上面列举的大多数人，要是青年时代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可能达到更高的学历（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成才之后补了学历），但是对某些人而言，这更高的学历，不见得能对应于更高的成就，甚至不见得能达到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同样水平的成就，因为攻读学位难免占用他们大量的精力。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一种社会错觉，人们对非学历型的成才之路越来越不屑一顾了，但是造就相当数量的非学历型人才，将是教育的永恒话题。
我们必须承认，确实存在一些很有潜力的学生是不适合于用学院模式来培养的，或者说，改用非学历型的培养模式将使他们达到更高的学术层次。非学历型的专家学者之所以是永远需要的，因为他们与学院培养的专家学者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可以优势互补，而且也许正是在这类人才身上会迸发出更强烈的创新点，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或者会显示出某种超越于学校规范的优良素质。出类拔萃的人物在学生时代被视为问题孩子的故事何止几百！他们的困境还不是说够不上好学生，而是几乎落到了班级考试排名的最后。如果我们承认那些后来崭露头角的人物当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那么毫无疑问，至少还有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多几百倍的有培养潜力的人才被永远地埋没了。
对于学校里成绩不好的学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学生不是因为调皮或者懒惰，只因为他们不肯按老师设定的框架去理解事物，才被认为是笨学生。例如，有些学生偏科，或者不善于考试，但是他们不懒惰、爱思考，尤其是有些人有特别强的动手能力和求知欲，他们有能力通过自学而成为杰出的人才。虽然从原则上说，教师应该努力发现学生的特质，要依据各人的特质去鼓励学生走各自的成才之路，但是在具体贯彻的时候，学校教育只能倾向于考虑普遍性的问题，无法要求学校来照看好这些数量很少而且表现形式千差万别的特质学生。何况，越是学风严谨的学校，就越难容忍它的学生可以不按照其规范行事。但是作为第一流的人才，要他们循规蹈矩，对现行规范无所突破，不管这规范再有前瞻性，也是做不到的事情。要是做到了，除非先把他们的创新精神磨灭了。任何学校都不会鼓励偏科，但是偏科而又显示突出才能的学生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种存在。一所高水平的大学理应对特质学生有更大的包容性，但是无论如何，它所能兼容的人才类型总是有限的。所以，寻求学校之外的途径来培养某些特质人才，就势在必行了。
有人怀疑，不依靠学历而成长起来的人才基础不扎实，知识片面。但是须知包括最伟大的学者在内，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有缺陷的，任何一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的知识都是不全面的，这是每一个头脑清醒的教育工作者都懂得的道理。学历型的人才实践锻炼较少，就是一个普遍的知识缺陷。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化造成了整个社会知识结构的单一化，这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障碍。正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学院式培养的模式为基准，才认为非学历型的人才有太多的缺陷，而看不到学历型的人才所存在的其他的缺陷。作为个人要讲知识结构，作为团队则要讲人才结构，也就是说要考虑不同知识结构的人之间的协同和互补。如果我们敢于承认学院型的培养模式远不是完美无缺的，那么非学历型的人才就是对学院型人才结构的一种积极的和必不可少的补充。一旦我们把非学历型的成才之路排除在外，那就很可能因此而错失了一批最有活力的人才。
如果说对于成才而言，大学教育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有机会接近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却是不可逾越的条件。有些人可以不要大学学历，但是仍然需要有人引路和点拨。他们可以不接受学院式的学习，但是要想成才，他们就得付出高于常人的努力学习，这同样是确定的。他们需要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起步点。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当年就是受了熊庆来提携，安排到清华大学做图书管理员，从而踩上了事业起点的。
所以，设想全国能从四五所科研机构开始试点，一年招聘约二十名初中毕业以上学历的半工半读实验员，把他们组织到课题或项目中，指定指导老师。这种类型的实验员不一定这些研究所每年都招收。10年内全国每年招收的规模不超过100人。经过充分试点和总结，期望将来能达到全国每年招收千名以上高初中毕业生的规模，如果在这批人群中，能有10％以上达到高级职称（或与此相当的职位），这种培养模式就可以说是成型了。
所谓半工半读，就是说在安排工作量时为他们的自学留下必要的时间。高校要允许他们自主地选修一部分课程，包括参加考试的和不参加考试的，而只收取较低的费用（例如，不超过全日制大学生收费的两倍）。
教育必须承认同等学力。要叫那些业已成为业务骨干的人，再来补许多考试成绩，补博士学位，以论文定成败，以外语行否决，以文凭论高低，体现了我们社会扭曲的人才观。不应该提倡业务骨干放下工作去追补学历和学位，应该提倡的是根据工作的需要继续学习，如果说终生学习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那么终生考试就无疑地是一种悲哀。如果说构建一个学习社会是我们憧憬的目标，那么一个考试社会的出现却无疑地是一种失败。
诚然，对于学历较低人才的职称评审，有必要较其他人更为严格和谨慎，例如，经过更广泛的专家评议，通过更严格的业务答辩等，但都应该是考核而不是考试，更不应该提出苛刻要求，以之变相地堵塞了非学历型人才取得高级职称之路。只要评审是按照规范进行的，就没有理由担心会把职称搞滥。
非学历型的成才之路应该作为学历教育的补充形式而存在，它只适用于个别学生，大多数人才仍然要靠学校来造就，这一点是必须确认的。非学历型的道路作为另一种成才通道，即使配备了各种必要的社会条件，与常规的学历教育相比，仍将是一条更加坎坷的道路。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有了学历证件作凭据，他的水平可以被全社会的任何人识别，但非学历的人才却只能由研究领域很接近，而且水平较高的专家来认定。
非学历型的成才之路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话题，本文仅是意在重新唤起社会对这一话题的关注。非学历型的成才之路一旦开启，牵涉到的问题很多，为了使这种模式能切实收取成效而避免滥用，还期待展开深入的讨论。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6-09 A2 观察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