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0年12月24日，周末评论刊发了江苏大学教授王长乐先生的文章《
什么样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创新人才培养——“钱学森之问”解读》。王长乐教授在文中认为，在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鲜有人提及，那就是钱老在‘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受封建思想影响’，亦即我国大学到底是受了什么封建思想影响，才无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这个问题显然是个核心性问题”。王长乐教授对我国大学的发展历史作了回顾和阐述，指出：“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影响教育发展的封建思想消除了没有？或者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没有？社会应该为此作哪些努力？”文章发表后，上海大学教授浦家齐先生致信编辑部，对上述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有更多不同意见的交流，才能有更多的进步。基于此，周末评论特刊发蒲家齐先生的商榷文章以及王长乐先生的回应以飨读者。
□浦家齐
读了王长乐教授在《科学时报》发表的《什么样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创新人才培养——“钱学森之问”解读》一文（《科学时报》2010年12月24日，A3），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要说。
作为王长乐教授的核心观点之一，认为解放前我国已经具备了接近于完美的教育体制，似乎只要继续沿着蔡元培和梅贻琦等奠定的体制一路走去，不消作多的更改，就足以避免后来的诸多弊端。但问题是蔡元培和梅贻琦本人，没有认为他们当时的教育体制是接近完美的。上述文章作者认为“我国在解放前借鉴和学习的国外大学制度和方法，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普世性的教育制度”，这个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在解放前，大学少，大学的规模也小，以北大化学系为例，1947级招生43名，是解放前招生最多的年级之一，至1948级，则仅招生26名。解放后的招生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如1964年招生123名，2000年招本科生达188名。（以上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化学学科同学录1910-2010》）如果认为某种体制在从前曾经有过成功的运作，所以办学规模扩大数十倍后也应该有一样成功的运作，这是十分肤浅的观点。解放前的中国大学，没有解决众多经济贫困学生的就学问题，学生鄙视劳动是普遍的倾向。解放后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是必要的，但是解决的举措失当，这是需要加以区分的两个问题。就学生鄙视劳动，不重视实际能力的倾向而言，至今仍然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解放前的中国大学，专业设置残缺，解放后补全了一批专业，但是这个过程又与学习苏联交织在一起，在评价时也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王长乐教授的文章简略地提到过近三十年我国教育界存在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大概主要地不能简单化地解释为是承袭了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错误。把中国教育的问题聚焦为封建思想，甚至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大学已经涤荡了封建思想，只是到了解放后，重又沉滓泛起，这种解读值得商榷。笔者以为，局限于对前三十年我国教育失误的检讨，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解读“钱学森之问”，如隔靴搔痒，不会有实质性的帮助。批评前三十年对教育的不重视，这是不错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近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扭转了这种偏差，却仍然没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这才是更加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前教育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恐怕不是在高级的层面上，而是在基本的层面上。例如，我们把教师的利益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错误地认为只要鼓励教师们角逐各自的利益，就足以充分地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管理固然也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但把教育按照纯粹的经济活动来运作，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入死胡同。个人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就是一大批教师都在盘算自己的教分，盘算如何以最小的付出来赚取最大的回报，就是叫广大教师站在自身的立场而不是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于是就导致了教学的日益格式化和应试教育，教师上课的不负责任和铺天盖地的课外辅导班。这种不良的教风和学风，弥漫于大中小学乃至研究生教学。现在连不少研究生临近考试，也在缠着老师要求上复习课，把重点拎一拎，最好能透一点题风。这样的学生不仅与创新型人才相去遥远，便是作为普通员工，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说我们的教师还存有一点良知的话，不是当前这种法则驱动的结果，而是他们对这种法则的抵制。
其实当前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比钱学森所忧虑的要广泛得多，不仅是杰出人才的培养发生了故障，我们的大学能否为社会提供足够数量的中等水平人才，同样是有疑问的。我们对于基础知识教学的懈怠恐怕是更加突出的问题。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主要地并非因为对学生所设定的培养目标不够高（例如，缺乏创业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础水平上的教学没有搞好。我们的学生缺乏注重实践的精神，缺乏对于工作的严谨性和责任感，不肯吃苦。不具备这些素质，不仅造就杰出人才无从谈起，便是按培养中等水平人才的要求衡量，也是不合格的。而一旦养成了这些素质，就不但解决了培养中等水平人才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培养杰出人才的主要问题。许多时候人才素质的缺陷，不在于我们忽视了学生想象力和质疑精神的培养，而恰恰是由于他们的基础不够扎实，因此无从实现对于知识游刃有余的驾驭。比如盖一座大楼，我们先要把地基打扎实了，然后才可能来谈论大楼可以盖多高。现在我们的教育却是地基打得马虎少有人问，先就讨论起怎样来盖更高的楼层。除了重视基础扎实，我们当然还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质疑精神。但是，我们应该用大部分力量来使学生把基础打好，今天首先要做的事情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当务之急也许不是要办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一所大学都够得上合格的大学，以及在我们看来属于国内水平很高的那些大学中，是不是也有某些不合格的运作。我们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环节上背离了教育规律，所以不出优秀人才乃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也会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人才来，倒是一件离奇的事情。
笔者无意于用这篇文章来检讨我国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重要的是，讨论教育要敢于触摸痛点。对于近年来在利益驱动下的教育运作，必须实行有诚意的反思。我们把利益驱动引进了教育管理，就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有些东西放出来容易收回去难。我们的教风不正。如果教风不作大的改变，我们就没有资格奢谈杰出人才的培养。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一个十年规划。我想，我们应该下大的决心，花七年时间把我们的教风整顿好。如果把教风端正好了，也就解决了造就杰出人才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以上观点，请王长乐教授及其他教育界的人士赐教。（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1-14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