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俊
从1985年23岁前往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算起，饶毅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了22年。2007年，45岁的饶毅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他决定回国，受聘出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学院院长。
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生物学家，饶毅的回国引起了中国科教界不小的震动。舆论将他和施一公（由普林斯顿大学回国任清华大学
学院院长）的归来，与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
2008年，他和施一公在发表于《光明日报》的《
靠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文中，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谏言，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靠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
2010年，饶毅又与施一公联合撰文，在美国《科学》杂志刊出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2011年8月，饶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过程中出局，一时间引起广泛议论。
一直以来，外界将更多的注意力聚焦于饶毅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遮蔽了人们对其院长职责、学术进展等现实作为的关注。
今年，饶毅即将完成作为北京大学
学院院长的第一个任期。1月初，他在其点击量超过360万的科学网个人博客上，发布《
从“美国梦”到“中国梦”》一文并总结道：“回国，很乐意、很有趣、很值得。”
坚持原则的“操盘手”
2012年2月2日，农历正月十一，在北京家中读书修养、享受宁静寒假时光的饶毅身着一袭中式衣衫，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记者抵达的时候，饶毅刚好读完一本《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并准备好了一堂《视觉神经生物学》讲课材料。
饶毅一开头就对记者说：“在目前的中国，很多行政人员不主动改革，而是无作为或者做‘撞钟的和尚’。在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做行政工作，就一定要推动改革，否则尸位素餐。”
饶毅说，出任北京大学
学院院长之前，他曾与北大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希望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科研、教学体制改革框架。
在饶毅看来，体制改革犹如“建一所房子”，首要的事情是把框架搭好。在获得学校管理部门认可通过后，饶毅取得了自主权，随即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建设。
5年来，他在学院通过建立教授聘用评审体系、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进教学工作、获得研究经费、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间，为学院发展建立坚固的框架。同时，为学院和校内、校外的合作建立了牢靠的基础。“学院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得到了改善，下面就看老师、同学积极做好自己的科研和教学。”饶毅说。
在饶毅的理念中，科研体制、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三者紧密联结在一起，因此，任何改革都要“三位一体”。有经费、有条件，就要改革、要择优支持人才。
构建一个良好的学院框架，制度改革是核心。为此，饶毅一上任就积极施行已在国际上发展成熟、也适合国内研究型大学的教授预聘制。预聘制的核心在于，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从起步开始，必须在10年左右经过两次国际学术评估，方可获得更高一级的职称待遇。
对于北大生科院而言，自饶毅担任院长以来，所有新进的年轻科研人员，在其聘任合同中用中、英文写明初始职称，英文为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中文为研究员。同时清楚地告知应聘者，在此工作的10年之内，将经过两次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第一次评审合格者，可晋级为副教授（英文职称）和高级研究员（中文职称）；第二次评审过关，才可成为正教授。
此番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研究人员安下心来进行科研和教学。“预聘制是一个重要的杠杆。”饶毅说，“标准竖立在那里，年轻的科研人员就会在10年之内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也会懂得尊重自己的学术，而避免被中国目前的不良风气带坏。”
饶毅强调，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实行这套评估系统，所以就把它移植到国内，而是因为“这种办法在国外实行了这么多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更重要的是，国内已经有了推行的现实条件。
过去30年，从海外回来的
博士、博士后，基本都从正教授做起。饶毅认为，这是在我国科研人员工资低、研究条件差的状况下的吸引人才之举，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用职称换待遇”。
今天，在国家科研经费支持已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饶毅认为，对科研人员的要求毫无疑问须同步提高。“博士后一来就给他正教授，以后还怎么对他进行有威慑力的评估？怎么保证他会好好做事？”
基于同样的理由，饶毅坚持要对学院的科研人员进行标准的国际评估。“这个领域内谁在国际上做得最好，就请谁来评估。”如此一来，饶毅认为科研人员“请人吃饭喝酒”也就不再奏效了，“把全中国所有的关系都拉下来，也是没有用的”。
若想在良好的制度体系下凝聚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自然也需要空间和经费的支持。寸土寸金的北大校园，空间是稀缺资源。饶毅说，学校为
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给生科院建设了一栋新楼，另与心理系合用一栋改建的大楼。
经费方面，除了来自学校和国家的经费支持，饶毅还积极争取各方捐赠。在学校支持下，饶毅成功获得了多个捐款，例如，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兼董事长、麻省理工学院（MIT）麦戈文脑研究院创始人麦戈文夫妇捐赠了1000万美元，用于建立“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联合中心设置了专门经费用于支持教学。长久以来，研究型大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估弊端，教师不能安心教学，教学质量有不同程度的滑坡。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饶毅希望通过教学评估的改革和经费提升，让擅长教学者同样能够得到激励。这是中国提倡研究型大学以后，第一次比较强力地支持教学。
饶毅在学院中建立了多个教授委员会，让教授们参与管理学院工作，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到空间、仪器管理。而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派代表参与自己的教育委员会。另外，还设立了常规学术报告制度，固定每周五请国际上学术出色的科学家报告研究进展。
饶毅构建的科研、教学框架一步步成形。“有了好的体制和资源条件，之后，就是在这个框架下继续把事情做好。”为此，饶毅也十分感谢那些支持他改革的北大校内外的力量。
宁可不要“廉价的掌声”
饶毅积极推动合作，协同各方力量一起推进学科建设。在他的蓝图中，搭建起科研、教学的牢固框架，需要处理好学院内部、学院之间、学院与外校等各方关系。
2011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联合中心成立，成为跨越两校多个院系、相对独立的研究和教育实体。联合中心并未囿于两校的
学院自身，而是向所有与
学科相关的院系开放。以北大为例，第一批通过中心选拔聘用的研究人员，就有多位来自化学学院、医学部和心理学系等多个院系。
既然是改革，就难免会触动各种利益。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可饶毅却在争取来大量经费后，联合、支持其他相关院系一起做事。对此，本学院的老师自然会有些意见。
“经费的使用，不能是分红利。”饶毅的理由是，国家和学校提供支持，目的在于作出最好的科研和教学，而不是“拿着钱去给大家平摊”。“凡是好好工作的老师，无论是研究突出、教学优秀，还是技术和行政服务做得好，都会得到支持和鼓励。但是不能平分钱，平分是浪费国家的钱，是慷国家之慨为个人得掌声。”他斩钉截铁地说。
饶毅深知，经费支持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若按老规矩办事，大家都能分享到一些利益，也就能赢得更多的掌声。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掌声是很廉价的”，宁可不要。
经过几年的工作，北京大学
作为后期的入围单位，参与国家蛋白质科学基础设施——北京基地（凤凰工程）的项目建设。其他还有军事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此消息一出，立即有人批评饶毅和施一公，认为他们违背了自己先前对大科学的反对态度。
“这是一种误解。”饶毅说，他和施一公带领北大、清华的教授参与“凤凰工程”，是将其中的经费与技术平台用于与
适合的“小科学”模式， “而不是把它做成大科学”。
外界对饶毅和施一公的另一种批评是，两校的“
联合中心”没有同行评议。
饶毅说，这种批评也是因为外界不了解情况。中心的组建，缘于国家主管部门觉得近年经费投入后效果有限，希望通过试点带动进一步改革，“拿我们作为试点先走半步，然后国家走大步”。教育部主持的2011计划，部分模式就是依据两校
联合中心的理念和机制。所以，试点会较快推广到更多学校、更多学科。
心系学子
2009年，饶毅当选北大“十佳教师”，这是他多方面为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水平提升所作努力的侧面反映。
饶毅刚回国的时候，看到国内研究生收入较低，有些甚至低于北京市贫困线，于是他发起海内外50多位教授联合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建议提高研究生津贴。在国家经费到达之前，他先自己想办法给生科院的研究生提高了津贴。
研究生轮转制是国际上
研究生训练的常规，在国内开展却有很大阻力。饶毅联合清华和北京
研究所建立新的PTN计划，录取的研究生由三个单位的老师进行教学，学生可以在三个单位中自由选择轮转，找到合适的导师。对此，有学生评价说，能在三个单位自由选择、获得教学资源，“肯定是全国最好的研究生计划”。经过几年努力，在取得学院老师支持后，饶毅也终于取消了生科院研究生毕业的SCI点数要求。
在饶毅的申请下，学校同意北大生科院的本科生可以实施个体化教学，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和需求，跨院系开课。
他亲自联系，每年夏天将四五十位本科生送到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实验室，作暑期研究。经费主要是国外出。这一举措让本科生能够看到世界上的科学家为什么作研究，怎么作研究。实习结束后回校总结经历，激励低年级的学生。
饶毅到北大后，曾经对四个年级的本科生和部分毕业生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课程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改变部分设置，增加了一些新课程，改进讲课方式，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使学生形成交叉学科教育背景。饶毅自己则参与了4门本科生课程的教学。
饶毅认为：“本科生教育改革，工程较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其作用可能很大。我比较了我女儿在国外大学的教育，可以看到我们有可能比国外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做得还好，但前提是，我们的老师要非常积极，学生要主动。”
“夹着尾巴就不叫做人了”
在采访中，饶毅开玩笑说，外界对自己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误解，认为他“一天到晚只是写博客，似乎不做别的事情。”
在
饶毅的个人博客里，对科研体制、学术环境、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探讨占据不少篇幅。做这些“分外之事”，在饶毅看来只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外界也不难看出，他事实上是在积极倡导学术风气的转变。
“我很担心的是，国家的科研经费增加了这么多，不改革就会产生浪费。”饶毅对当前的科研经费分配体系一直充满忧虑。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整个科教界的改革，形成良好的研究教学环境。
“很多人并非不知道应该如何改革，只是害怕阻力而不肯做，也怕别人不鼓掌。”饶毅说他满眼看到的都是这些问题，也因此而感到很“纠结”。
饶毅认为，改革动力的缺乏，与中国社会的文化性格有直接的关系。一种善于处理各方关系的“做人文化”，始终走在竭尽全力做好事情的“做事文化”之前。
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的事情，饶毅选择尽可能地“多说一点”。他意识到，体制和文化的改革需要相互配合。“为了更多的人参与体制改革，我得去说。”饶毅认为，他所说的那些道理和事情，是在为长远的改革提供文化基础，“改不改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得有人讨论”。
因为饶毅的大胆敢言，他的个人博客始终被科教界人士高度关注。落选中科院院士后，饶毅发表博文公开表示：“从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此言引发舆论热议。
对此，饶毅告诉记者，他觉得“这样做才会比较有趣。何况我不参选，对有些人也许会有压力。”“中国有句话，叫夹着尾巴做人。”饶毅说，事实上“夹着尾巴就不叫做人了”。
饶毅相信中国的科研制度和环境会一天天进步。他也始终坚信，自己的最大价值还是那简单的一句话：把事情做好。
饶毅在《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的博文里说：“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
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饶毅回国5年来工作、生活的最好注脚。
人物介绍：
饶毅，神经生物学家。1962年出生，江西人。1983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现南昌大学医学院），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1985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留学，1991年获神经科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4年，哈佛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博士后。
1994年至2004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协助推动成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合作建立和共同主持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协助建立北京
研究所，200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
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报》 (2012-02-13 B2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