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要终生学习，培养一个神经外科大夫真的很难，我们的人才培养速度远远不够！”这是2011年9月4日，王忠诚对来家里看望自己的温家宝总理表达最多的意见。
“美国人口3.5亿，有神经外科医生约4000人；中国有13亿人，能达到美国神经外科水平的医生大约也是4000人，相差太远。来天坛医院看病的病人，就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有床位。”王忠诚常常用这样的对比，让自己时时处于一种紧迫感当中。正是这样的责任感，让他不仅成为了学术成就丰硕、医道技艺精湛的科学家、医生，更是一位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努力提高发展我国神经外科，气慨非凡的战略家。他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为建设和发展我国神经外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74年，他就向北京市委、市政府进言，建一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和规模，集临床、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神经外科基地。
1978年，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在原国家计委主任房维中和卫生部部长崔月黎的支持下，终于建成了我国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强的神经外科医疗、科研、教学中心——北京天坛医院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医院建成后相继引进CT、MR、DSA、加速器、伽玛刀、电子显微镜等高精尖医疗科研仪器，为发展和提高我国神经外科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82年，研究所被世界卫生组织任命为神经科学和培训合作中心，被卫生部命名为“全国神经外科培训基地”，1997年又被命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天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神经外科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后人称之为“里程碑”。在这一阶段，王忠诚为发展神经外科呕心沥血，创办了《中华神经外科杂志》和中华神经外科学会。
其后，他牵头统一全国神经外科的病历和疾病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先后两次领导和组织了全国神经系统流行病学调查，摸清了我国神经系统疾病的流行情况，为国家制定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填补了国家在这方面的空白，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
“做神经外科医生很不容易。病人多，需要加班加点，经常一天做两台手术。手术要求高、时间长，甚至还有连续26个小时不吃不喝才完成手术的情况。培养一个神经外科大夫真的很难。”王忠诚曾说，这么大的国家只靠一两个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把技术传播开来，百姓才能受益。
如今，耄耋之年的王忠诚不再做手术了，如何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神经外科人才成为他工作的重心。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晨说：“王老深切地感受到，专科医生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必须经过很长的培养周期。不是说一个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分配到医院就能做开颅手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王忠诚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到培养，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王晨说：“其实说到底，王老就是要培养出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后备队伍和为病人安全着想的医生体系。”
王忠诚先后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70余人，全国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1/3是从他领导的神经外科培养出来的，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当地的学科带头人和著名专家。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王忠诚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王忠诚带领下，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金阳医院是天坛医院的技术协作单位之一，院长向德芬回忆说，医院成立时请王忠诚来讲学，还请他为一个7岁的孩子做手术。谁知贵阳市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医院停电。有人问王忠诚，安排好的手术要不要推迟？王忠诚说：“7岁的孩子耽误不得，就是发电也要手术。”这台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
手术后，精疲力竭的王忠诚连饭都没吃，就直接走进会议室为贵阳及附近市县的150多位医生作学术讲座。“我们想推迟讲座时间，王老不肯。我们只得让人给王老端了杯牛奶。讲座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
“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学无止境。希望抓紧时间，再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王忠诚说，“如今，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医院、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培养更多的青年人。”
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完成上万例开颅手术的医生，王忠诚至今还保持着神经外科手术历史上5项世界纪录，不善言谈的王忠诚恳切地说：“如果我算是站在神经外科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真希望有人能超越我，而且最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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