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 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教育史研究》副主编。著有《中国教育再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教育改革行知录》、《中国幼儿教育忧思与行动》、《多维视野中的生活教育》、《陶行知画传》和《为生活而教育》（译）等。
图为哈佛大学校园。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说，北大曾与美国大学是同步的。
在历史上，中国大学的发展先后出现几个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上）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中）任校长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下）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钱学森之问已众所周知，但是大学为什么还是培养不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杰出人才为什么老是“冒”不出呢？这对不少人来说是个谜，其中包括各级教育管理与决策者。
怎样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我认为钱学森之问与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对问答，孟二冬精神即“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的精神，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思考方向。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师践行这种精神，或者说不激励大学学人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大学管理的行政模式是条歧路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中国现代大学诞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先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再学习欧洲的办学理念，后来以美国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中国大学在1917年之后，逐渐融入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从1917至1925年、1928至1937年、1937至1946年，中国大学发展先后出现几个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任校长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校管理以“前苏联”为模仿对象，引进行政管理模式，逐渐脱离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这一源头应回溯到孙中山效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并形成了“党化教育”模式，受到了胡适、陶行知等人的批评。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反对“党化教育”，转而提倡“三民主义”教育模式。但这一大学与行政紧密结合的模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广泛推广。
1952年，中国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逐渐形成了偏重理工学科、轻视人文学科，偏重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工具功能，轻视大学的人文功能的局面。
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提出了中国大学的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随后，很多学校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自1991年以来，大学的行政化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更多地将大学定位为官僚机构或工厂，这样的体制自然难以培养出学术大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方式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实际上对大学构成了深层次的损伤。因为，这种模式使学人直接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学人的自主性被系在一个个掌权、掌钱的外行人手里。
在2008年的时候，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曾对我说：北京大学曾经与美国大学是同步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发展是和美国大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西南联大也曾经步入世界大学前沿。但现在，内地大学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想主要在于：大学制度的行政化与大学内在价值的丢失。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大学本应承载三重价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近年来，有些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问题，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就业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是关注这一方面，未能在内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大学人，未免太过片面和狭窄，也太浪费青春。大学太过行政化，会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而精神的缺失使大学不能很好地完成成人的功能。因此，大学的发展要遵从其自身的内在生成规律。
中国大学发展现状，从外部环境来看，有四种迹象严重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第一，高等教育顶端外移，越来越多的优秀高中生直接就读世界尖端大学本科、研究生。2009年有1万多名中学生选择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第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杰出教师并不多见。第三，创新能力难以提升。根据洛桑年度报告，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第四，评价方式单一，高校之间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现在学生入学仅凭高考分数，很难做到教学适宜，应该在高校和学生之间建立双向选择关系。
从内部发展来看，大学存在着五大突出问题：第一，真伪难辨。真研究还是假研究？真学历还是假学历？类似问题层出不穷，大学公信力下降。第二，钱权横行。大学里，能拿到科研经费的人比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往往处于更好的位置，真正做教学和研究的人反而很难拿到经费。第三，虚实不分。有的教师认真教学、专心科研，有的教师头顶各种名誉招摇，哪种教师对大学的发展有实质贡献值得我们深思。第四，批判无力。有一次，我参加研究生开题会，一位老师给学生论文提出一些意见，学生就非常激动地认为，这位老师对他有意见。现在老师都不能批评学生，那么在老师之间还能互相批评吗？老师还能批评校领导吗？在这种的风气之下，学术研究怎么能进步？第五，闭门自慰。关起门来看自己的学校年年有进步，人才是学校发展的指标，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横向和纵向比较。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做校史工作，这样会有利于各个学校以史为鉴，认清现状。
近十年来，内地大学发展有量的增长，但未能实现质的提升。从1995至2005年间，我国28所高校与美国大学联盟SCI论文指标比较可以说明，而这段时间大学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在扩招前，大城市与农村学生生源的比例约为3:1，而扩招后达到了5:1。大学的发展仍在粗放式地扩张规模，尚未走上内涵式自主发展之路；大学的发展仍然依据行政和商业规则运行，学术逻辑依然被边缘化。
2010年8月9日，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开马车赶火车”的文章，形象地指出了大学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降、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和改革步伐缓慢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是在精神层面上丢心失魂，另一个是在制度层面上杂乱无章。总之，大学的发展亟须弘扬大学精神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要遵从大学的逻辑来办大学、管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