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17岁时的画和字。
纪念华罗庚诞辰100周年的书法作品。
数学家王元先生的书法在业内外颇有口碑，据说某机构曾经为他的作品定价，以“不卖字”为原则的王元也已经给很多学校的数学院题写牌匾，还有不少公众慕名写信求字。
谈及这些，王元摆摆手说：“我的字应该只能算还可以吧，他们向我索字，并不是因为我的字有多好，只是老百姓一般比较认同数学家，而我这个数学家恰好又能写几个字。”
65岁，重拾旧爱
青少年时期的王元兴趣广泛，爱绘画爱书法、看电影读小说，自学二胡，后来又改拉小提琴，独独对数学的兴趣不是很大，算是个文艺青年。可自20岁他读浙江大学，选了数学做专业后，王元就把那些兴趣爱好“像戒烟一样戒掉了”。一戒就是45年。
在数学领域里拼杀的生活犹如打攻坚战，“像初生牛犊一样硬冲，一天可以干16个小时的活。我的办公室和寝室是合一的，工作累了就睡一会儿，有时候直接趴在桌上就睡了。”王元说。天天泡在数学里的王元，只有像《静静的顿河》这样特别优秀的电影，才舍得把时间匀出一点点来看。
付出的回报亦是丰厚的，王元首先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1957年证明了2＋3，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其后，他与华罗庚合作致力于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他们于1973年证明的定理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华—王方法。
王元说：“做数学的风险很大，即使是全身心地投入，都不一定能出成果。所以那时和爱好断绝关系是必然的。”
直到65岁，王元才重新拿起毛笔。原因是整天做数学精力已经不行了，于是把年轻时的爱好恢复一些填补时间。自1996年起，几乎每天凌晨4点半，王元便起床，练习近一个小时的书法。王元说：“我平时更多的时间是观摩和领悟。因为我的老师欧阳中石告诉我，字不要练太多，练太多有时往往是在重复自己的错误。”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与王元颇有缘分。两人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又都是无党派人士，在全国政协大会召开期间，总住在一座宾馆里。20世纪90年代刚习字不久的王元，晚上利用开会间隙会去找欧阳中石，让他指点指点。
其实在两人没有正式交往之前，欧阳中石就送过王元一幅字。那是1987年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批10名博士毕业，国务院为第一批的博士生导师颁发纪念品，请了几位书法家题字。而欧阳中石题字的对象之一就是王元。
王元说：“欧阳中石是我的老师，但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我揣摩他写的字，有机会我也会去观摩他写字。书法不是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而要靠领悟。”
这一观点在王元的数学教育理念中亦有体现。王元说：“我教学生做数学，不太像教幼儿园、小学生、中学生那样的教法，而是培养他们自己的独立意识。现在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其实高素质的人才绝对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干什么事总得要有idea
王元儿子的美国家里珍藏着一幅铅笔画，那大概是王元青少年时兴趣爱好的唯一印记了。17岁的王元凭着印象画了一幅抗日战争逃难到四川时的农村风景，石头、小山、松柏树、乡间小路栩栩如生。
但是王元认为自己并没有绘画的天赋：“我的绘画缺乏创造性，只会临摹，做起来没意思。所以我现在没有继续绘画这一爱好。”
其实，在此之前，王元还恢复了自己的文学兴趣，进行文学创作。年过半百的王元花了近十年写作《华罗庚》。这部传记不仅同时在大陆出版了简体字版、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后来斯普林格出版社还推出了该书的英文版。值得提一句的是，中国的科学家传记只有这一本翻译到国外并正式出版。
“但传记写完，我觉得自己的积累已经都用完了，在文学上不会有什么idea了，所以我现在不写文章，偶尔写写也只是小文。”
25岁时的王元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地证明了3+4。一年后，他又把哥德巴赫猜想继续向前推进一步，证明了2+3。然而就在大家看着王元一步步艰难地往哥德巴赫猜想顶峰攀登时，他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很多人说，王元在数学王国里看见了王冠，但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摘走王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但王元却很笃定，“假如没有新的思想，这个问题不会再有改进”。
而他对文学、绘画、书法上创意的追求或许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停住脚步”。
王元最喜欢的四个书法家是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和毛泽东，近代书法家里尤其佩服毛泽东，“他的字相当要基本功，而且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却又能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自成一体”。
王元说：“当然现在很多人不按字帖来，随心所欲地发挥，这就不叫创新了，还是我的老师欧阳中石说的，书法首先要规范。”
为纪念华罗庚诞辰100周年，王元将丘成桐的两篇文章创造成了两幅书法作品，发表在2011年第5期的《学部通讯》上。王元说：“这两幅作品我还比较满意，应该说是有一点创新的，起码不是临帖而成。”
《科学时报》 (2011-08-25 B1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