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今年4月的“80后”青年举刀刺母事件，还是牵动亿万国民神经的富士康打工者跳楼事件，都意味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面临严重的“成长烦恼”，急需心理学提供化解之道。
8月6日，中国首届心理健康与和谐社会论坛在京举行，国际心理联合会副主席张侃谈及上述心理危机事件的社会根源时向《科学时报》记者表示：“社会的转型期也是社会心理的重构期，相对于社会环境的激变，人的心理变化过程极其缓慢，这期间必然产生诸多矛盾和冲突。”
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张侃说：“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焦虑、不满、愤恨、无助等消极情绪一旦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释放，最终就会形成危害社会稳定的巨大力量，成为‘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
而在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正奎眼中，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农村留守儿童是急需引起更多关注的一个群体。据调查，在富士康打工者跳楼事件中，13名跳楼者之中的12个曾有过留守经历。
面对艰巨的社会责任，张侃认为，转型期心理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关注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健康，同时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心理援助系统。
灾后心理干预为日常心理干预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板。
中国大规模灾后心理干预始于2002年的大连“五七”空难，但直到“5·12”汶川大地震，心理干预才真正被推向前台。三年来，中科院“我要爱——灾后心理援助行动”在灾区一线设立了9个心理援助工作站，直接服务灾区群众10万余人；同时，积极推动“金色阳光”工程，通过手机移动平台间接服务群众200万人，初步形成“一线两网三级”的援助模式。
“但放眼全国，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综合性的心理干预系统，特别是县级城市的心理服务中心是缺失的，而经费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张侃表示。
另有与会专家表示，近年来，绝大部分灾后重建项目均曾明确表示“精神家园”要靠社会力量解决，但并未落到实处。
这其中，如何从认知到经费保障上提供必要的支持，取决于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对心理学之于社会和谐意义的基本了解。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7.23”事故中，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一句话引发民众一致声讨。
“官员不懂心理学，其后果往往是可怕的。”刘正奎说，“官员在应激状态下的言语不当、决策失误，从心理学上应当归结为应激状态下个人危机处理能力的缺失。”
因此，刘正奎表示：着眼于中国现阶段所特有的社会问题，对政府官员进行心理学‘科普’，积极推动政府决策，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过，面临转型期巨大的社会需求，心理学及以之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亦须加强自身建设。
据中科院心理所初步统计，我国目前经过较为系统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者不足2万人，这一数字甚至不如巴西的八分之一。
此外，我国的心理咨询师是一种非强制性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而在国外，比如美国，一般需要医学博士加心理学（或者哲学博士）学位，才能获此资格。“在学科建设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祝卓宏说。
《科学时报》 (2011-08-08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