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两年前，还在南方科技大学高调筹建之时，笔者就曾撰文，谈南科大的前途不是“加州理工”而是“中国化”的现代大学（《南方科大，中国化现代大学的期待》，《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9年9月28日）。当时，从社会到媒体，高分贝的叫好声浪，令笔者原本一个微弱的善意的提醒，瞬间高悬，成了“盛世危言”。如今，南科大的“中国特色”愈加明显，印证了笔者当初的担心，但面对从社会到媒体对南科大的诸多质疑，笔者愿意再次从大学“中国化”的视角谈谈南科大，以表明对当下中国大学改革过程中任何有价值的探索的支持。
其实，南科大真正的危机不在于它先期招收的学生是否参加高考，从而是否享有高考的豁免权。当然，以这种壮士断腕的方式，促使大学改革的深化，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方式上并不可取。至今南科大几十名先期录取的学生的命运，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南科大真正的危机在于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过分期待，并且过分乐观地期望通过对香港科技大学成功模式的模仿，迅速达成目标。因此，前不久南科大筹备组中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三位教授的突然辞职，并且突然在《南方周末》发表公开信，对南科大筹备过程中的种种不足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就很容易被看做是在釜底抽薪，进而让他们自己和南科大陷入到道德背叛和改革遇挫的双重漩涡之中。
冷静地看，社会转型到了一定阶段，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奈选择的确应该被更加规范和理性的方式所替代。这也是三位教授批评南科大的理论依据。但问题在于，当下中国是处于应该规范或能够用理性方式的阶段，还是仍处于无法规范、不可能完全运用理性的阶段，并不明确。如果尚处于待规范和待运用理性的阶段，必然会引发人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这样看来，“骨子里都相信摸着石头过河”的朱清时校长，根据自身的经验，先抓住机遇，然后再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就显出了时代的合理性。
这里并不想论证南科大这次“内部地震”的孰是孰非，而是想说，一旦治学理念上有所差异，反映到办学上就可能出现势不两立或者南辕北辙。千万不要忽视这种急速变化的效应，因为它很可能让大学的元气受到伤害。伤筋动骨，百天不愈。这便是“折腾”。中国大学之所以经不起折腾，是因为它已经变得敏感脆弱。无论是有一定理念的领导者，还是没有理念的领导者，无论是大刀阔斧，舍我其谁，还是左右摇摆，朝令夕改，他们的共性便是誓不回头。这其实是制度缺失或者说“人治”不可避免的弊端的表现。制度比人强，所以，笔者一直提倡当下中国大学应该从体制入手，秉承协商民主的原则，一点一滴地改革。
朱清时校长最为可贵的精神是敢于创新，敢于直言，敢于担当和探索。但最大的局限，恕我直言，就在于他的经验中更多的是探索的历程而非完整的关于大学建设的规范理念。因此，他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大多体现的是“特区经验”。这一点他自己也似有所悟，所以会有南科大的创办，成功了是榜样，失败了是教训的悲壮之言。
南科大董事会的组成以及党委的设置，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也许社会和媒体过多地听从了朱校长“去行政化”的呼唤，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将现实中国的大学真正地“与国际接轨”。但其实，面对“中国特色”的现实，南科大哪怕有特区政策的扶持，也根本不可能彻底地例外。
然而，在当下中国的大学急需深化改革的关头，在大学无一例外地需要负重跳舞之时，敢于创新，敢于直言，敢于担当和探索的品质，对一位大学领导者是着实难得的。因此，鼓励朱清时在南科大的探索，比讥笑南科大的“中国特色”更重要。
现在需要规范的是，如何从制度上对南科大董事会的权力进行规范和限制，让它彻底有别于其他大学的业已存在的“董事会”。这是一个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另一个突破口是如何真正地落实校长负责制，并且在落实校长负责制以后，如何规范和防止校长权力的无边化。
我们过去常常说，改革允许失败。那是从最坏的结局上看的。现在，朱清时校长在筹建南科大过程中的改革还刚刚起步，根本谈不上失败，也根本没有到评判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我们何必那么悲观地预言或者幸灾乐祸地讥讽南科大一定成功不了呢？
“中国化”的大学并不意味失败，实际上，中国人办“中国化”的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对于中国大学改革有什么评判标准的话，那只能是看它是不是真正提供了新的可资借鉴的方式和方向，它是不是真正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成长以及赢得老百姓的口碑。这个评判标准对于南科大同样也适用。（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7-26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