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管理体制在诸多方面已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障碍，尤其是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导致缺乏统筹规划，形成资源的分散和浪费，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和不满。对这一问题，科学界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科技管理急需统筹
“上海有很多高楼，一栋一栋分别看，绝大部分没有问题。但这些高楼集中在长江入海口区域，其协同作用导致上海地面整体沉降。”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认为，中国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其中，就包括科技管理体制。
王志珍说，科技管理各部门均有各自独立的、符合局部利益发展需要的计划或规划，但造成了科研项目的重复设置和资源浪费，科研效率低下。因此，中国科研体制改革首先需要解决顶层设计问题，在此基础上，国家在宏观层面对科学活动才能进行统一管理和筹划，提高效率。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陈诗波对此也有一番描述。他撰文指出：中国科技管理存在“九龙治水”局面，统筹十分乏力。按照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科技管理职责分属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20多个部门和机构，但各部门之间事权界定不够清晰。
例如，科技部负责民用科技研究和实验开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基础研究。各部门均可独立设置科研计划，并获得财政预算。这使得民用科技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很难“一刀切”，造成了不同部门之间管理范围重叠。这种局面导致许多科研人员为了多申请项目多拿经费，同一个课题“乔装”一番后，投向不同部门。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也造成科技经费分散管理和重复投资。
中科院院士郭雷认为，一些科研机构把争取的经费数量作为评价考核的硬指标，并与单位和个人利益挂钩。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经费而四处申请项目，无法真正安心科研，导致资源的无序乃至恶性竞争。而由于目前很多重大项目缺乏认真结题验收与科学评估，许多人认为争取经费变成比高水平成果更有吸引力，扭曲了科研经费的真正目的，并导致种种不端行为。
郭雷建议，要从国家利益出发，设立超脱部门利益的宏观管理决策与统筹协调机制，改革现行重大科技资源配置机制，避免不同部门对同类项目的重复性支持。还要针对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科学合理地设定竞争性经费与稳定性经费之间的比例，对基础研究给予长期稳定与充分的保障。此外，还要通过制度来约束和避免科技资源过度集中，防止科技资源的作用异化。
建立国家科技发展顾问委员会避免部门利益纷争
“我国科技界的问题是投入越来越多，利用效率却越来越低；社会对科技需求越来越迫切，评价导向却越来越与此偏离；国家越来越强调服务社会发展的自主创新，研究者越来越唯Nature、Science是从；SCI文章数量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不成比例；职称越来越高，心境越来越浮躁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副主任、中科院院士朱作言说。
他认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真正创新性的科技工作支撑。因此，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改变目前的科技管理格局，变事倍功半为事半功倍。到2020年，我国科技投入将占GDP的2.2%，在如此大的投入下，要达到国家预期的目标，首先必须解决科技事业的顶层设计问题。
他说：“我国目前有很多的科技管理部门，政出多门；虽然也设立了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但决策能力非常有限。多个科技管理部门基本只考虑各自视野内的目标和需求，以自我为中心外延，缺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决策。这是目前我国科技体制中最大的缺失和最大问题所在。”
“国家科技发展首先需要统筹规划。尽管目前已有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有各部门、各系统自己的发展规划，但它们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且彼此重复甚至冲突，争夺资源配置，最终结果是科技经费使用效率越来越低。这种格局如何能对国家科技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他补充说。
朱作言建议，从改革国家科技管理体制入手，首先应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顾问委员会”的顶层机构，负责国家科技发展的总体布局。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决策机构，就无法脱摆各部门视野局限和利益追求，无法避免各部门争资源、争地盘，由此产生的很多问题也无法解决。
他解释说，“委员会”不应是“科字口”部门一把手的联席会议，要由独立的科学家与管理专家组成。“委员会”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出发，提出国家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方向、框架和优先发展领域等。在其指导下，设立若干科学和技术资助机构，负责制订各领域发展计划、项目指南和经费资助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资助基础研究方面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参考。
朱作言认为，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要做到让科学家“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曾经由一些战略科学家建议、国家领导批准制订的高技术发展计划和重大基础研究计划，本身无可非议，但在执行层面上，宏观管理分野不清，行政微观管理过细，往往造成科学家能干的事安不下心干，不能干的事又必须抢着干。
他感慨道：日本科学家几代人都坚持围绕一个很小领域孜孜不倦地做下去，最后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我国科学家不能这样“安分”？我国目前没有统筹各部门的顶层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科技人员不能自已，有的研究人员所争取的项目已远远超过了其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有些项目的经费强度太低，也迫使科学家不得不从多个渠道争取经费，否则就不能维持正常的科研活动。
实际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在2006年发表的《我国科技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文中就提出，“参照国际经验，建议设立国家科技顾问委员会，吸收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社会各方面参与，在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问题方面向国家提供咨询建议”。因为“提高政府对于科技的宏观决策层次，强化政府的科技决策能力，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共同选择”。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彦辉认为，国家科技顾问不应承担具体项目，不代表部门利益，也不应看部门领导脸色行事，而是能够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上看问题、定方向的专家。只要制度设定得好并严格执行，不断改进，国家科技发展顾问委员会就能在促进改善我国科技环境、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独特作用。除了国家层次的委员会外，在各部门和研究单位，也应设立类似的学术管理机构，作为去除学术管理行政化的基础措施。
采访中，也有研究人员对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顾问委员会表示疑虑。
“国家科技发展顾问委员会的决策是一种精英决策方式。多半顾问可能是老院士，不在第一线从事科研了，对最新的科技发展是否能够正确判断，值得思考。因为知识在不断更新，专家也不可能全面。不过，国家科技发展顾问委员会所执行的程序若能够正确，也是可行的。”中科院光电研究院副院长王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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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美发达国家经验看，国家科技顾问委员会大约有5项基本职责。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樊春良在其《国家科技顾问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对此给予了这样的描述。
第一，对需要引起政府最高层决策重视的科学技术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如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新发展。
第二，为国家科研预算提供咨询意见，这是许多国家科技咨询机构的职能。
第三，对国家科学事业开展评估，把握国家科学技术事业的方向。
第四，对国家关键领域（经济、国家安全、卫生、外交关系、环境等）包括的科学技术方面需要考虑的事项提出咨询和建议。
第五，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利益和行动。
樊春良认为，就中国而言，建立合适的国家科学顾问制度是必要的。但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和制度，国外的经验可能不能简单地借用。这个问题尚需要进行更深入研究。
《科学时报》 (2011-07-06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