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琳
毕业离开清华已经有很多年了。清华生活和学习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想想我们95级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一届，我们是最后一届读本科要五年的，也因此和96级一起毕业。虽然比96级多读了一年，但是我觉得能在清华多学习一年是非常值得的事。
我在普林斯顿读书这几年，有机会当了几次本科生的助教，也选修了一两门本科生的课。普林斯顿的本科生教育在美国算得上相当不错，这几年总是排名第一。但我个人认为咱们清华的基础教育也毫不逊色。
大一的时候，必修课都是那些基础课，比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化学，时常几个系在一起上课。教高等数学的年轻老师好像是刚从数学系毕业不久，教起课来还有些羞涩，在黑板上写字很轻，说话声音也非常小。坐在教室的后面就跟看哑剧一样，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清，我们班的女生又怯于向老师反映，只好每次老早跑到教室去坐到比较靠前的位置。
尽管如此，这位年轻老师对数学和教书的热爱却溢于言表，他时常会在每节课的开始和我们分享一些他最新悟出的理论。虽然我绝大多数时间听不懂，但也总能被他的学术热情所感染。
大一的下学期，教高等数学的换成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女老师，她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一直留校教书，教起课来也生动有趣，班上一大半同学的名字她都能记得住。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是全神贯注，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叫到黑板上去解题。那一学期是老师退休前的最后一学期，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节课，老师的儿子特地从美国赶回来参加他妈妈的最后一节课，还跑到讲台上讲了一番话，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却记得当时深受感动，觉得这么好的老师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深信那位年轻的高数老师经过几年的磨炼，现在在讲台上也一定是挥洒自如了。
从大一到大三，几乎所有教基础课的老师都那么认真负责，诲人不倦。他们辛勤的耕耘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最不能忘怀的是教我理论力学的李萍老师。我最怕学力学，而且又听到了一些有关这门课有多难多难的传闻。但是理论力学又是必修课，没办法，只好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开始上课。前半个学期，我学得相当吃力，应该是根本没入门。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李老师按照考试的成绩把学生分成几档，我理所当然地因为刚及格的成绩被归入了濒临危险一档，想着这门课要修一年，心情自然十分沮丧。但没想到李老师把学生分档并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能针对不同的学生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也因此有幸地得到了李老师更多的辅导。
一晃期末考试就到了，李老师有个习惯，她非常急于知道我们学习的情况，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她就会开始看我们答题的情况。李老师绕着我的位子反复走来走去，好像恨不得要告诉我什么似的。考完试，李老师一把拉住我遗憾地说，你通篇卷子答得都很好，可是偏偏有个正负号搞反了，拿不了满分真遗憾。我当时真是佩服老师的阅读速度，但最重要的是被她对学生的无限期望和良好愿望所感动。
但这些都不是我怀念李老师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学理论力学第二学期的时候，这天刚好是三八妇女节，李老师一改平时朴素的打扮，做了头发还化了一点淡妆，显得格外年轻。我吃惊地上完一堂课，没想到李老师课后让全体女同学留下来。接着李老师从袋子里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分发给女生们来庆祝这个节日，李老师还和我们女生分享了许多关于学习、爱情和事业的想法，就像妈妈和女儿聊天一样。一名平凡的女教师，能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作为学生的我，还能奢求什么呢？
就这样，前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大四大五，基本上都是专业课，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从高年级那里听来的传奇老师，心里也就多了一份好奇和渴望。
系里有一批年长的老师，他们保持着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教起课来一丝不苟。比如说教叶轮机械原理的段秋生老师，为了保证我们上课时能注意力集中，要求我们记笔记，他还定期把笔记收上去认真审阅以便检查我们听课的情况。在暑假的时候，他还要求我们去发电厂实习几周好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在实习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写一份详细的实习报告来汇报我们的收获。
系里年长的老师不仅学术严谨，而且还勤奋好学。蒋滋康老师是我大学室友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那时蒋老师已经退休了，可是听我室友说蒋老师经常抱着一本计算机的书自学VB编程，令我十分佩服。
系里还有许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老师，他们思维活跃，勇于创新。就拿彭晓峰老师为例，当年他教我们工程热力学，他总能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讲解复杂的理论，本来是一门让人头疼的课，经他一讲解，学起来觉得格外轻松。课上还时常穿插一些他在国外的见闻，不仅活跃了课堂的气氛，还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彭老师的科研结果也经常被国内外的同行所引用。
所有老师当中，我最感激的是陈佐一老师。陈老师是我的毕业设计导师，我在大四下学期开始在陈老师组里学习。陈老师推出的振荡流体力学理论，不仅闻名于海内外，还被成功地应用到各种实际问题当中，比如火箭的氢气泵设计、电厂事故分析等等。陈老师还十分关心组里的学生，关心我们食堂的伙食状况，经常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补充营养，组里的学生有什么困难，陈老师也总是慷慨解囊。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庆幸自己曾经有过这么好的导师。
刘红老师那时还是陈老师的博士生，她经常教我一些编程的技巧，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哈佛的校徽上画有三本书，两本是正常的向上翻开，另外一本是倒扣在桌子上。一种理解就是人不仅仅从书本上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从这本倒扣的书上，也就是你周围接触的人身上学习。我想这也正是清华给予我的最宝贵的财富，她不仅给了我广博的知识，还展现给我一群最值得尊敬的老师们。
（作者系清华大学1995级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6-24 A2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