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内，中国官方多次进行转基因作物调查，但结论始终保密，此次全国转基因大调研也不例外。东方IC/图
“反转基因”派多次上书后，四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悄悄分赴各地调查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调研转基因生物安全，亦是官方第一次承认国内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事实。
“麻烦”一词已成农民杨成功的口头禅。2010年9月，他向媒体披露当地老鼠基本绝迹，并怀疑这与村子里广泛种植的玉米有关。自此，来自北京和山西省的调查组人员便频频出现在他的面前。“已经来过四五次了，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杨成功说。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一天，一个由十多辆小车和一辆中巴组成的车队开进了他所在的村庄———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张庆乡杨村，杨成功的“麻烦”又来了。
与以往规模较小的调查组不同，杨成功被告知，这一次来的是由农业部、环保部、科技部和卫生部组成的四部委联合调查组。
杨成功不知道的是，此次他并非唯一的调查对象。在刚刚过去的4月，山西、黑龙江、吉林、山东、广东等多个省份都迎来了由四部委组成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联合调查组。
这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调研转基因生物安全，亦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承认国内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事实。
神秘的调研
“在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管理层面上，存在管理不够严格等问题，在一些地区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在2011年4月底召开的“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环保部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王捷处长称。
就在去年两会期间，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时隔一年，中国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终于露开了冰山一角。
据记者调查，此次全国大调研主要针对的是食品安全，系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针对的农作物集中在玉米和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四部委那个调研我不清楚。”5月4日，一位曾透露这次调研的环保部官员面对记者的提问，态度已然转向。当被问及究竟是在哪些地方进行了调研时，该官员答复是，“我不能说这个事。”在官方设想中，这次规格颇高的联合调研本意静悄悄地进行，并无意让公众知晓。
记者询问多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以下简称“农转委”)，包括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所长吴孔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在内的多位“农转委”成员均表示不知情。“农转委”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所研究员刘标是唯一一位承认曾参与过此次调研的“农转委”委员。刘标所参加的调研组赴吉林、黑龙江和山西进行了调研，但对此次调研的主要发现，刘标称现在还不好说，“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不能乱说。”记者亦曾致函农业部要求了解关于此次调研的情况，但截至发稿，未见回复。
反“转”派公车上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此次调研直接源自近期“反转基因”派(以下称“反‘转’派”)的上书。2009年8月，农业部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和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颁发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获得安全证书是通向商业化种植的关键一环，这宣告我国将成为第一个对主粮实施转基因的国家。此举迅即引发了反“转”派的强烈反弹。
去年两会期间，百余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称，一批开国元勋的后代亦在近期联名给中央高层写信，要求暂缓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推广种植。
据公开的资料，去年和今年两会期间，任弼时之女任远征曾两次提案关注转基因的食品安全问题。
就在不久前，一位新华社记者撰写的关于转基因水稻不能立即商业化推广的内参再次得到国家高层的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展开调研。
据环保部官员披露，来自多位高层的批示下达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已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最近的一次座谈会发生在5月3日上午，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召集讨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问题。作为农业系统为数不多的反“转”派，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获邀参加。佟屏亚发现，参会的几乎都是反“转”派，且大多都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专家。据此，他判断这次调研并不在于让挺“转”与反“转”派直接争论，而要聆听各方意见。
事实上，针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问题，反“转”和挺“转”两派一直难得共识。“农转委”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转基因水稻的评审经过了十一年之久，总体上是安全的。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孙毅告诉记者，正因为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才恰恰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在孙毅看来，大豆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我们自己不搞转基因大豆，结果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吃转基因大豆，而且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是一个技术，是服务于社会的。”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说，“技术本身并不是恶的，安全不安全可以评估，但是现在被政治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