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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S会长黄诗厚谏言女性:追求科学再累也值得 |
她为《科学》撰写社论,鼓励女性接受科学训练、从事科学研究 |
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黄诗厚。(图片提供:《科学》杂志)
作为一名杰出的华裔分子病毒学家,黄诗厚一生都在为科学事业中的女性呼吁。2010年2月22日,她在正式出任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长时表示,支持女性和少数民族追求科学事业以及促进国际科学合作,是AAAS的两个优先领域。一年后,她在日前为《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表示,鼓励女性接受科学训练、从事科学研究。
她说,科学训练有百利而无一弊,既做母亲又当科学家,是一件值得为之努力的事。
黄诗厚1939年出生于中国贵州省贵阳市,父亲是早期留学生,9岁时随家人来到美国,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索尔克生物研究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跟随大卫·巴尔的摩做博士后,从事水泡口腔炎病毒的研究,这一研究帮助巴尔的摩发现了逆转录病毒,并于1975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曾在哈佛医学院做了20年的教授,1991年被任命为纽约大学理学院院长,1997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外部关系高级评议员。现任AAAS会长、加州理工学院资深联合教授。
她既是一名科学家,也是一位母亲。她和丈夫大卫·巴尔的摩在1968年结婚,他们有一个女儿,她自己还拥有飞行员驾照。在新加坡的植物园中,有一种兰花以她的名字命名。
“当我们提及科学和工程学界的女性时,常常发现的是正在衰退的数字、更低的收入、女性面临的许多困难、女性需要做出的个人牺牲。”她在社论中说,“也许,对这些因素的过多关注,让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劝说女性:科学和工程学也许并不是适合她们的职业。”但为什么又有不少女性要不厌其烦地加入其中呢?
她认为,因为这里有许多回报,科学研究会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宇宙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球;科学家们感到,他们与这个世界有一种独特的相关性。她讲述了几位科学家的故事。约翰·恩德斯是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父母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拿工资在实验室玩,能自由地追随其好奇心。纽约大学的教授卡罗·瑞斯这样讲述这种自由:“这是一种能力:提出问题、设计实验来回答这些问题、学到前人从未发现过的新知识。是的,我就是这样做的。科学是一个有很高回报并令人满意的事业,而不是一项工作。”
她写道,过去,女性常常得到友好的忠告:接受要求不太高的职位,比如研究助理或副手而不是教授。人们总是认为,这样的职位会让女性有更灵活的时候承担家庭责任和养育孩子。而且,也不必劳心费力地寻找经费。然而,许多教授和主任会制定自己的时间表来完成工作。经费也许确实是一件麻烦事,特别是现在,但承担这样的责任也意味着可以决定如何花钱。助理和技术人员会被安排做常规工作,让实验室主任有更多灵活性。除了教学之外,学术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时间安排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尽管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在晚上或周末工作。很少有其他工作能提供这样的灵活性。
虽然耗时,教学也有特别的奖赏。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艾米·福尔默曾告诉她:“无论在教室还是实验室,做一名导师,有最高的奖赏……看见以前的学生成功……在他们事业和个人生活中发展出平衡。”
她提到了一个不常被提及但却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科学家和工程师主要是与聪明、有能力的人交往,这样的工作是愉快的。
“既是一位母亲也一是位科学家,这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她说。有时,达到“平衡”对女性来说仿佛可望而不可即。许多女性认为,她们不得不在职业和家庭之间作出选择。为了科学,罗莎琳德·弗兰克林和巴巴拉·麦克林托克选择不要孩子。然而,那些同时在职业和家庭间努力应对的女性,也享受到为人之母的特别回报。新泽西医药和牙科大学公共健康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研究员特丽萨·杨告诉她:“许多女性同事……为了竞争力而选择不要孩子。拥有一个孩子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好事情。我在工作中更有效率,并通过参加学校活动而将我的技能和知识融入社会。”
黄诗厚强调,科学训练百利而无一弊,科学家选择不同职业并不少见。“在接受科学训练后,部分女性会发现学术生活不适应自己,然而,这种训练却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拥有更多选择的大门。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准备好要解决问题。她们能分析新形势、将自己融入对新环境的学习中。她们能提供解决方案并发挥领导作用。在工业界、华尔街、政府、慈善业、管理部门、国家公园、顾问组织、国防和其他各种领域,都有适合她们的工作。”黄诗厚鼓励女性:做科学再累也值得。
《科学时报》 (2011-04-27 A4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