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社会已经进入到风险社会。最近，由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日本核泄漏事件引起全球关注，给我国核电发展提出了警示，需要我们去反思这样的问题：中国核电站安全吗？
当然，从过去以及现在的表现看，中国的核电站是安全的，因为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核电站不存在安全隐患，也不意味着中国核电站在未来是安全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核电站的安全取决于核电站决策、设计、建造、运行及其善后的全过程。从这个过程看，行动主体应该既包括政府、科技专家、企业，也应该包括公众，其主要原因在于公众是纳税人，是核电站成本（至少是部分成本）和风险的承受者。
但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核电站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企业和科技专家，忽视了公众和媒体。如此，有关核电站的决策、设计、建造、运行以及安全的评估，就成了政府、科学家、企业的行为，成了这几个利益集团之间追求各自利益的寻租和相互博弈。
某些政府官员片面追求GDP的倾向，相关企业的利益追逐，科学家尤其是政府科学家和产业科学家个人利益的诉求，使他们形成一个利益紧密的链条和统一战线，加入到对核电站的收益和安全过度辩护的行列，用核电站的收益张扬遮蔽了对核电站的安全怀疑，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核电站建设过程中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公众对核电站建设的全过程，尤其是它的安全性，基本处于无知状态，在公众那里，核电站成了一个“黑箱”，成了一个无需对其怀疑就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公众民主的参与来预防及减少核电风险的制度安排根本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的核电安全又如何得到保证呢？在这次日本核电事故发生之后，俄罗斯就强调了公众和媒体参与核电建设及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上述状况的存在也导致了我国在核电站安全传播上的不当。具体而言，就是某些政府官员、企业和科技专家占据话语权，公众处于“失音”状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对核电站发展的优势、必要性、确定性、安全性强调得太多，给予了大量辩护，而对核电站的劣势、非必要性、不确定性、非安全性说得太少，在科学知识的普及上呈现出极端的不对称和不科学。
例如，有人认为，“中国的核电站没有出过事，中国的核能利用是很安全的”，实际上，“过去并不代表未来”；有人认为，“任何行业都存在着安全问题，相对而言核能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行业”，实际上，核能风险并非常规风险，它和其他行业的安全性不能在同一个意义上来谈论；还有人认为，“核能是一个清洁、安全、绿色的能源”，“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核电是安全的”，这就无视核电利用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并且把概率为小的事件当成了概率为零的事件，把概率小的事件当成了风险小甚至没有风险的事件。
不可否认，为了保证核电站安全，我们已经在设计技术上采取了“四重保障”，防止放射性物质外逸；在出现可能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时，进行了“多重保护”。而且，在核电站的建设和运动过程中，我们还有着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内部外部监查制度等。
但是，仅凭这一切就能保证核电站安全吗？有人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的核电站有多种品质，多种保护体系，所以，中国的核电站是安全的”。真的如此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技术和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强于中国的发达国家的核电站，如日本的核电站，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故呢？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不等于工程，理论不等于实践，理想不等于现实，现实永远比理论更复杂，出现风险的现实情境永远是无限多样的。可以说，核电站在广阔的时空是可能存在风险的——由技术因素引起的和由非技术因素引起的，它们永远也不能被核科学所完全认识，被核技术所充分防范。这是我们应该切记的。
事实上，核电站安全既取决于核电站建设及运行的技术方面，也取决于核电站建设及运行的非技术性方面。在目前中国普遍存在急功近利、浮躁冒进、贪污腐败、急于求成、追逐利润的背景下，在食品安全、工业生产安全、建筑安全事故频发的现实下，我们又怎么能够保证核电站建设及其运行过程中不出现“三聚腈氨”、“苏丹红”、“瘦肉精”呢？我们怎么能够断言中国的核电就是安全的呢？
更重要的是，核电站的风险还不仅仅在于核电站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而在于由核电站特殊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所可能引发出来的一系列其他的次生风险。这种风险包括社会心理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等，它导致的可能是人心不安，谣言四起，经济秩序混乱，甚至社会政治动荡。关于这点，这次由日本核电站事故所引起的我国“抢盐”风潮已经初露端倪。
这启示我们，我国政府在进行核电站决策、设计、建造、运行以及相关的风险评估、防范、预警以及善后中，应该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应该明确核电站安全问题事关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以及长治久安，要高度重视核电站安全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风险，制定相应的、切实可行的对策，给予积极应对。这是本次日本核电站事故“福岛”成“核岛”给我们的最大警示。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4-18 A3 观察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