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明末医家裴一中在《言医·序》中如此论述。
可喜的是，传统医道美德在我国现代医学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有以“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术不近仙者不可为医”铁律的中国外科鼻祖裘法祖；也有一天12个小时扑在工作上，从医30年记不清医治过多少烧伤病人的柴家科；又有“让生命的黑暗重见天光”的赵家良；引领公立医院改革的赵玉沛……
医学又是一门发展的科学、探索的科学，所以也有致力将基础研究作好、为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的防治工作提供思路和方法的蒋澄宇医生；半个世纪投身运动和康复医学的于长隆医生……
患者、公众心中都有一杆秤，德艺兼备的“好医生”的学识、责任、执著、认真、善举必然会被认可，他们的故事也将传承后世。本报从即日起，推出“大医精诚”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1961年，一个上海小伙子北上求学；大学毕业后，他奔赴祖国西部，做了10年的马背医生；在其后的30年里，他扎根运动医学，为雅典和北京两届奥运会提供了出色的医疗保障，成为许多世界冠军信赖的朋友；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积极为我国医疗体系改革建言献策，打造出一支我国最优秀的运动医学人才队伍。
他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运动医学专家于长隆。在他半个世纪的医学生涯中，经历过无数跌宕起伏，似乎每一个都可以写成传奇般的故事。但从医之初所怀有的悲悯之心，他始终都没有变过。
结缘运动医学
回忆起自己当年选择运动医学的缘由，于长隆形容自己是“歪打正着”。但从1978年于长隆考取了我国运动医学创始人曲绵域的研究生后，他就与运动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于长隆留在了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了4年研究。“这4年对我的提高很大，那时候我白天在临床，晚上作研究，常常是通宵达旦，吃和住都在研究所里。”于长隆对《科学时报》记者说，“窗外的树叶什么时候长出来什么时候凋落的，我都不知道。”
4年苦行僧式的潜心钻研，奠定了于长隆事业的基础，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甚至今天在做的一些工作，都是那时候开始的。
1985年，于长隆远赴美国、加拿大做了8年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虽然摆在他面前的，是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水平，但于长隆一刻都不敢忘记自己的祖国。“人到了国外，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爱国情感。”他说，“那个时候中国并不起眼，国际上也并没有把中国看得很重，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国外，还是想回祖国工作。”
1993年，于长隆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正值中国运动医学发展的转折点。“以前这个学科只给运动员和演员两种职业的人服务，到我们这里看病都要开证明的。”于长隆说，“我回国那年，中国经济开始起飞，老百姓也开始讲究身体健康，积极参加运动了。”
但于长隆发现，公众虽然有了参加运动的积极性，却缺乏运动医学的知识。有了运动损伤，人们只知道去普通骨科看病。“刚开始运动医学真是不起眼，运动医学在整个医学界里头也没什么位置。包括我们这些大夫都是骨科大夫出身。”于长隆介绍说。
于长隆坦承，自己刚刚接触运动医学的时候，感到这个学科的观念和想法与骨科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从功能的恢复着手，一些治疗手段也让他难以接受。“‘不对，骨科不是这么干的’，当时我确实觉得有些治疗方法很荒谬，但现在我却成了荒谬的祖师爷。”于长隆笑称。
运动医学追求功能上的恢复，比如一个运动员伤到了骨骼，骨科大夫会嘱咐他要休息，不能训练。“不练确实不会再受伤，但对于运动员来说，如果不能训练，无异于让他退役。”于长隆说，“运动医学的魅力就在于，即使你受伤了，也一样能拿金牌。”
现在，北医三院的运动医学享誉全国，但刚起步的时候，团队里却只有寥寥几个医生。从1997年担任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开始，于长隆将大把精力放在了学科梯队建设上，所有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的人都派到国外去进修，都有一年以上的国外学习经验。再加上临床、科研和教学三管齐下，于长隆硬是打造出一支好几十人的医生队伍。
“一开始的时候人还不愿意搞运动医学，现在都抢着过来，因为运动医学成了很时髦的行当。”于长隆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一件件积累起来，整个学科就会获得百姓认可。我们从不打广告，病人之间奔走相告，就起到了无形的宣传作用。”
康复医学，再送患者一程
在多年临床工作中，于长隆发现，其实中国医生的治疗水平与国际上差不多。但病人痊愈后回到家里，生活自理、不需专人照顾的比例却远远低于国外。
这样的现状让于长隆深感忧虑：“在中国，病人病好后出院，到家里根本没有人指导他怎么训练，怎么适应生活，这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大量问题。尤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如果4个父母里有一个出了问题，小两口的麻烦就大了。”
于长隆意识到，运动医学的中心思想就是使病人恢复健康和运动能力，而医学体制里的短板就在康复医学。于是他开始向国家提建议，呼吁中国加强康复医学的建设。
2006年，于长隆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信，建议卫生部在医疗改革中要把康复医学加进去，建立“预防—临床—康复”三位一体的综合医疗卫生体系。
于长隆的建议得到了温家宝的重视，他作了亲笔批示，并派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的有关领导到运动医学研究所里进行了调研。2008年4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医疗改革座谈会上，于长隆再次提出了加强康复医学建设的建议。温家宝当即回应于长隆说，现在中国的医疗体制除了“防”和“治”以外，还要加个“康”字。
这话说完不到1个月，汶川地震来了，人人都知道了康复的重要性。但全国从事康复医学的人本来就少，这下更成了当务之急。于长隆表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康复医学的重要性了，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人人都讲康复，但做做按摩，做做针灸，就算是康复了吗？这跟现代化的康复理念相差甚远，所以必须呼吁康复医学人才的培养。”于长隆说。
地震后，于长隆在汶川和都江堰启动了两个康复人才培训的国际合作项目，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当地的康复医学队伍。“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受灾，所以中国要有灾难医学的概念。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普及康复医学的知识；不管在哪个地方，都需要专业的康复医学工作者。康复人才的培训应该成为国家卫生系统的常态。”
我不仅是个医生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运动医学领域的医生平日里要接触许多受伤的运动员，有时医生的一句话就会决定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很多运动员碰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以后还能不能练。”于长隆说。
与其他领域的医生不同，运动医学的医生相比之下更为辛苦。他们必须定期下现场，和运动员交朋友，看他们训练，取得运动员的信任。
2003年于长隆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每天的工作更加繁重了，但他却丝毫不敢懈怠：“作为医生，要对病人负责，不管是做手术还是别的事情，都要全心全意。但除此以外我还有社会责任，作为基层的代表，我有责任向政府部门作出反馈，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怎样才能更有利于老百姓。”
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天，于长隆发现北医三院里堆满了医疗垃圾。由于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北京市的医疗垃圾都没人敢收了。当时是夏季，如果下一场雨，二次污染带来的非典扩散将不堪设想。
于长隆看到这个现象后，紧急写了一封建议信，并很快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北京市医院里存留的医疗垃圾都清理干净了，一场灾难及时得到了遏制。
“我不是呼吸科的医生，出了问题也不是我的责任。但如果我不管，国家会不会因此蒙受损失？这就是一个医生的社会责任，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责任。”于长隆说。
在于长隆看来，现代医学已经不再单纯是一门自然科学，也在慢慢地发展成一门社会科学。以汶川地震为例，经历过灾难的人们不仅仅受到病痛困扰，许多病人已经存活了、痊愈了，但却无法走出心理的阴影。他希望社会能为病人提供更好的康复环境，能让大家感觉到中国的病人有人照顾、有人关爱。
从医50年来，于长隆看到了社会的许多变化，也愈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这的确很累，但也是值得的。医生本来就是很累的，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医生，后来当了领导，也要做一个好领导。”
“我的导师曲绵域老先生80多岁了，腰都弯得很厉害了，还在查房，还在看病。”于长隆最后说，“医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职业，虽然现在很多人骂医生，但真的是有许多好医生的。跟他们相比，我做得还不够。”
《科学时报》 (2011-3-25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