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前，世界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核电站大事故：第一次是1979年3月美国三里岛核电站2号机组事故；第二次是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事故。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核能界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对核产业作了许多改进。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世界再一次吸取教训，尤其是核安全文化有了很大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潘自强表示，通过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我国乃至世界核电站的发展，一定会吸取很多有益经验，使未来的核能更加安全。
日前，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特邀核电及辐射安全专家与媒体共话“核能·安全·健康”。
核电站每年都作技术改造
中国核学会顾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核电部专家俞卓平在军用生产、核电站运行一线工作30多年，他曾任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团长。
“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1971年运行，到今年恰好40年，但不能说它是‘超期服役’。”俞卓平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到了寿命后期或末期”。
“对福岛核电站设备老化的说法，肯定是对它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俞卓平说。
俞卓平认为，根据世界核电技术的发展，各国核电站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用于技术改造、更换设备、维修设备和定期试验，以保证核电站处于良好状态。
例如，我国秦山核电站一年要花费四五千万元进行改造，现在连续安全运行近一年半。“安全水平还是相当好的。”俞卓平评价。
日本既是核电大国，又是核电强国。俞卓平认为：“即使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比较老，极少数设备可能没办法更换，但运行期间肯定也作了相当多的改进。不仅是东电公司要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要求他们这么做。因此，福岛核电站的运行状态应该得到了日本核安全监管部门的认可和同意，因此才有延期20年运行的许可。”
对此观点，潘自强表示肯定：“从地震的角度讲，核电站的堆芯完全经受住了考验。主要是对海啸的估计不够，才产生一系列问题。”
由于我国正在运行和建设的核电站与此次出现事故的核电站“沸水堆”堆型不同，因此，“只能从技术交流中得到概念性的东西。”俞卓平表示，目前我国“压水堆”的技术水平在全球并不逊色，百万千瓦机组可以自行设计、建设。“但有少量关键设备还需从国外进口，包括从日本进口。”
一个地方的核事故就是世界性的核事故，是跨边界的。潘自强说，关于核电站安全问题，世界核电工业界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会作一些评估。我国核安全局也会在核电站设计和运行等方面进行讨论评价。
“此次事故后，全球核电界会吸取很多教训，比如未来核电站抗震级别、防波堤高度如何确定，核电界经过反思后会有改进。”但俞卓平强调，“任何一种技术的使用都是有风险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安全是不切实际的。世界核电工业在不断努力，使它的风险降到社会可接受程度。”
我国将更重视核与辐射安全
潘自强表示，到现在为止，我国未发生过一起辐射致死、辐射造成放射病的事例，只是发生过皮肤烧伤事件。我国核电站没有发生过2级以上事件，核安全记录良好。
“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对我国公众健康不会有影响。”潘自强说，尽管其由初定的4级提升为5级，但据他判断，不太可能发展成切尔诺贝利的情况。封堆是非常不得以的办法，现在福岛核电站作封堆这样“最坏的考虑”是需要的，但目前来看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潘自强解释说，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是在启动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核脉冲，是瞬发的临界事故，以至于把整个堆都损坏了。“石墨燃烧本身要放热，形成极高的温度、飘浮很高的烟尘，一直燃烧了4天，才把它压下去。”而现在的福岛核电站已经停止工作，不可能再发生类似切尔诺贝利的情况。
“我国距离日本福岛核电站最近的位置也有千余公里，如果海水受到污染，在被更多海水无限稀释的情况下，也不会污染到我国近海。此外，目前主导风向都是偏西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安全所研究员张伟说。
据了解，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我国检测到了碘131，但其浓度都在允许量的1%以下。“我国现在对核的探测灵敏度非常高，有一点儿就能测出来。”潘自强说。
作为常年在一线工作的核专家，俞卓平表示，自己曾受到的辐射剂量累计起来，应该在几千毫西弗。“日本方面将抢修人员所能接受的辐射最大标准定为250毫西弗。应该注意到，单位是250毫西弗/小时，如果控制在范围内，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甚至本人不会有明显的感觉。”
据了解，我国发布的第一个安全方面的规定就是关于核辐射安全的，还成立了专门的安全机构。我国在发展核能后，又成立了独立的国家核安全局，从组织方面来说，国家十分重视核与辐射安全。
“经过福岛事件后，我国会对核与辐射安全作各方面检查，并且制定规划，更好地加强核与辐射安全问题。”潘自强说。
《科学时报》 (2011-3-2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