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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S13次香山科学会议综述：转化医学致力医学发展新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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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S13次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图为执行主席曹雪涛院士、陈竺院士、林其谁院士和曾益新院士在主持会议（从左到右）。摄影/潘锋
以“加快中国的医学模式转换，促进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主题的第S13次香山科学会议2010年12月18~19日在北京举行，50余位多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临床与基础研究结合和基础研究向临床医学转化等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中国科学院
与医学学部联合提议召开，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是在我国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形势下举行的一次重要科学会议。
提高疾病防控水平
会议执行主席、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作了题为《推动转化医学发展，应对人民健康挑战》的主题评述报告。陈竺说，转化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和临床医学之间固有的屏障，在其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从实验室到病床，把基础研究获得的知识和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治疗的新方法。陈竺强调，转化医学的核心，就是在从事基础科学发现的研究者与了解病人实际需求的医生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特别集中在基础分子生物医学研究向最有效和最适合的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模式的转化。
部分与会专家介绍了开展的转化医学的经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德培院士说，系统生物医学与转化医学是21世纪的医学，通过二者的研究，可以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基本清晰亚临床、临床的致病原因，设计个体化预防与治疗综合方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陈孝平教授等，从1980年起就肝外科若干重大的问题进行了多项临床基础相结合的研究，“基于肝门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创立3种新的控制出血技术，该研究使大肝癌手术中出血量由1996年前的800毫升以上，降到1996年后的500毫升以下；手术死亡率由3.6%降到0.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沈晓明教授的研究小组，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专注于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结合的交叉医学研究，并以研究结果推动政府决策，制定积极的预防策略和卫生政策，保障儿童健康。经过20年的努力，已经在儿童铅中毒防治、新生儿听力筛查、儿童睡眠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会议执行主席、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益新院士说，转化医学使肿瘤学个体化治疗成为可能。临床数据表明，靶向癌症治疗的潜在作用不仅仅在于它能杀死癌细胞，还在于它能诱导癌细胞，使其分化为正常细胞，最终治愈病人。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张学军教授则强调了加强复杂疾病研究，推进转化医学进程的重要性。
会议执行主席、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曹雪涛院士说，随着系统医学、转化医学理念的不断深化，围绕着临床实践中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期预防和早期治疗等重要科学问题开展的创新性研究将越来越受到免疫学界的重视，关键科学问题的突破将为感染、肿瘤、器官移植排斥等人类重大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带来新的希望，也将为生物高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创造新的生长点。
多学科携手创新
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王海燕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我国临床学科正处于从“经验医学”向“医学科学”重大变革的时代。临床医学的发展不仅基于丰富、扎实、规范的临床实践，同时还更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虽然我国的临床学科大多拥有较为丰富的临床资料，但可利用度差：缺乏系统性追踪资料和科学的保管，生物学标本的系统收集和完善保存更是亟待提高。王海燕说，跨学科合作将极大地提升我国临床学科的研究和诊疗水平，促进临床学科的发展。
北京协和医院赵玉沛教授认为，国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近期目标应是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从优势项目开始着手转化型研究。现阶段重要的中间环节就是要搭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平台，使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工业界、医药卫生产业链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教授说，纵观百年神经外科的发展历史，转化医学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其中。微创神经外科在基础研究与神经外科临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实施转化医学技术平台，通过生理、生物、心理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多科学合作，必将加速我国转化神经科学迅速发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柴家科教授说，我国烧伤医学研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需要针对具体的临床难题，与理、工、医各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形成更广泛的交叉融合，进一步推动烧伤医学研究、人才培养、医学平台建设等的发展，更好地造福于烧伤患者。
解放军总医院骨科王岩教授强调，在转化医学时代，即使是科研创新、技术创新“敢为天下先”，但如果将研究成果束之高阁，也不能说是完成了创新工作。创新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是把科研创新成果应用于临床并将科研创新产品与医疗市场对接的过程，只有这样转化医学的理念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只有完成了创新链条的最后一环，科研火花才算迸发出最亮的光芒。
整合资源 突出优势
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上海
院林其谁院士指出，当前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包括医疗资源紧缺，疾病谱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对传统的医学模式进行改变，基础研究成果要向临床转化，向公众决策转化，这样才能更大地发挥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教授说，我国每年冠心病基础研究文献万余篇，然而大多数科学发现无法转化成为有效地临床实践成果，在医疗资源有限和经济发展欠高度发达的时下，如何有效地利用和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顾东风教授指出，目前我国心血管疾病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基础研究与临床及疾病防治脱节，缺乏转化医学研究，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高。能否在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上有重大发现，能否在预防、诊断、治疗的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取决于传统医学模式向转化医学新模式的快速转换。
卫生部北京医院王辰教授认为，临床医生、特别是临床科学家要善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并由此为基础研究、产品研发提出命题、引导方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丁洁教授说，不断从临床实践中发现、提出、凝练问题，通过科学研究解决问题，有助提高对疾病发病机制的认识水平和临床诊治水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杉教授则强调，科学、合理、审慎地遴选临床需求，将对基础医学研究向临床转化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葛均波建议，需建立我国转化医学中心的准入和退出制度及评价体系，使转化医学的概念不流于形式、不成为大包大揽的“百宝箱”。通过设立转化医学研究的专项基金，积极推动我国转化医学研究。加快国家级生物信息库和科研共享平台建设，优化医学科研资源。应根据我国的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自身的研究优势，在宏观上确立我国转化医学的研究方向。
赵玉沛认为，开展转化医学研究既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更要结合中国的国情。首先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积极整合优势资源，做成大的生物基础研究平台。其次，现阶段国内的转化医学研究要注重选择优势项目、拳头项目作为突破口，避免很多专业齐头并进。第三，国内进行转化医学研究也要建立一批转化医学中心，但是一定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统筹规划，避免尚未具备条件就一窝蜂上马的情况发生。
沈晓明认为，转化医学是一个理念或研究策略而不是一个新的学科，更不是一个新的技术，因此应该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体系建设、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上。应十分关注医学研究向预防策略和卫生政策的转化，只有这样对转化医学的认识才是全面的，转化医学的潜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陈竺指出，应对我国人民健康面临的严峻挑战，既需要改革体制机制，同时也需要医学科学的进步与创新。大力发展转化医学是健康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医改重任，面对不断上升的慢性病发病率，中国转化医学已经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极大期待。
《科学时报》 (2011-2-14 B3 视界·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