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莫利纳（Mario Molina）：墨西哥人，世界著名大气化学家，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教授。 1974年与保罗·科鲁参、舍伍德·罗兰德共同发现南极臭氧空洞形成机制，积极倡导停止氟氯昂的生产和使用，因此获得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记者 林颖 摄
日前，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让气候问题又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在公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的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暖”这一结论也不断受到质疑。
直面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解放周末》独家专访应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邀请来沪讲学的世界著名大气化学家、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马里奥·莫利纳（Mario Molina）教授，就这一问题听听他的看法。
■公众可能不完全懂得科学，但在倾听某一种观点时，要看说话人的背景和立场
解放周末：最近，据耶鲁大学气候变化与传播研究小组最新调查显示，到今年6月，64%的美国人认为“全球气候在变暖”，18%的人则认为“没有变暖”，还有18%的人认为“不知道是否在变暖”，调查中不支持气候变暖的人达到了近4成，而且分析对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的人还可能增加。其实，早在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就播出一部叫做《全球变暖“大骗局”》的纪录片，认为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并不见得是人类活动，而很可能是太阳黑子和宇宙射线。您认为，气候变暖是一个“骗局”吗？
莫利纳：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绝大多数的主流科学家均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我是其中之一。越来越多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气候是在变暖。最近,美国加州大学地球陆地表面温度研究项目的科学家，在搜集和分析了从1800年至2009年间的10多亿次温度记录后发现，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地球平均陆地温度上升了1摄氏度。而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联合复旦大学发布的最新报告也表明，全球碳排放已达100亿吨，日益威胁2摄氏度预测红线。而就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在美国和欧洲，有一些非常强大的经济集团，它们绝大多数是工业集团，如石化企业，出于自己的利益，投入了大量资金资助一些经过周密计划的活动，来反对气候变暖的观点。而且他们故意质疑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并且抓住这些不确定性不放，从而否定气候变暖的观点。
解放周末：什么是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不确定性？
莫利纳：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不确定的风险。就拿吸烟有害健康来说，现在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也有不确定性。比如某个人一辈子抽烟却没有得病，但你不能抓住这样一个反例，就否定吸烟有害健康这个事实。当年美国的大烟草企业为一些机构提供了大笔资金，来误导公众接受吸烟并不会危害健康的观点。曾经还有一则滑稽的广告说，医生也抽骆驼牌香烟。结果他们的做法导致政府对香烟的监管条例推迟了10年才出台。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在金钱和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机构是怎么去干扰公众视线的。今天，对于气候变化，有些大企业的策略与当年的烟草商如出一辙。所以，面对气候变暖，公众可能不完全懂得科学，但在倾听某一种观点的时候，要看说话的人的背景和立场，这样才能领会话语中的含义和目的。
解放周末：有一种说法恰巧印证了您的观点。有人说，现在气候变化研究非常热门，甚至一些科学家是为了获得研究经费而支持气候变暖的观点。
莫利纳：假如你是一位科学家，假如你想出名，选择为获得更多研究经费而支持某一观点，这是很愚蠢的做法。如果能实实在在地写出一篇论文来证明全球气候正在变冷或者不变，而不是随大流地去支持一些观点，岂不是更容易出名？在学术共同体里，金钱不是科学家工作的目的，科学家工作的主要动力是发现真相。我可以列举出很多气候科学家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拿气候变化的科研基金，但是他们证明了全球变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认为科学家是为了钱而去支持气候变暖，这是完全不了解科学界的工作情况，也是非常天真幼稚的。
■当有人说社会应该等到科学家能绝对地肯定时再采取行动时，这等于说社会永远不采取行动
解放周末：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夕，曾爆出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邮件门”事件，这导致对气候变暖产生怀疑态度的人猛增。您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莫利纳：首先，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科学家的邮箱被“黑客”攻破，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盗窃行为，是违法的。其次，如果你仔细浏览这些邮件中的细节，其中大多是私人谈话，与基本的科学事实无关，并不影响气候变暖这个事实。但是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气候变暖持反对观点的人有着很强大的经济背景，拥有一大批“智库”，也有很强的策略来操纵媒体误导公众。他们误导公众的方法，第一利用这个“气候门”事件，误导公众认为一些科学家在说谎话；第二利用科学的不确定性，来误导公众认为气候并不在变化，我们只是自然而然地处在了气候变化的周期中，并不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导致了气候的变化。
解放周末：您再次提到科学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对于当下的气候研究有多重要？
莫利纳：任何科学结论都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但是要看这种不确定性是否有损于科学的最基本的事实。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255名院士针对气候变化“怀疑论”，提交了一封关于气候变化与科学完整性的公开信，谈到了科学的不确定性。
解放周末：您怎么理解科学的不确定性？
莫利纳：科学结论从对基本定律的理解推导而来，并被实验室实验、自然界的观察以及数学和计算机建模所验证。科学家像所有的人一样会犯错误，但是科学研究就是被设计为寻找并改正错误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具有对抗性质。科学家不仅是由于支持传统的学识享有声誉和获得认可，更可能是由于证明科学共识是错误的，存在着更好的解释。伽利略、巴斯德、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正是这么做的。但是当某些结论已经过全面和深入的检验、质疑和复查，它们就获得了“充分确立的理论”的地位，常常被称为“事实”，比如地球起源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进化论。而气候变化现在已归到了这个范畴。有确凿、全面、一致的客观证据表明，人类正在改变气候，因此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解放周末：请举例说明。
莫利纳：拿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事来说。比如你身上长了一个肿瘤，你去看了100个医生，有98%的医生说要动手术，有2%的医生说不能动手术，因为可能有危险。不确定性就是那2%。那你该怎么选择？最后，你是不会因为2%的不确定性，而放弃98%的判断。这与气候研究中的不确定性是相通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和对气候变化的其他科学评估，有数千名科学家参与，产生了大量和全面的报告，但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这是意料之中的，也是很正常的。在错误被指出之后，就得到了改正，没有影响气候变化的根本结论。但是，我们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时，为什么总想着那2%，而不想着那98%？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科学研究都存在不确定性，但人们不能因此揪着疏漏不放而看不到基本的事实。
莫利纳：是的。再举坐飞机的例子，如果机长事先告诉我们，飞机有点机械故障，起飞可能导致坠毁，需要旅客耐心等待一个小时进行检修。虽然这会造成很多不便，但所有旅客都能容忍这一个小时的耽搁。这就像我们现在使用化石燃料，不受约束地使用将对未来的气候造成危害，但少用或不用又会对我们现在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我们可以为了安全而接受飞机晚点，为什么在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问题上，我们的公众就不乐意了呢？科学永远不会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当有人说社会应该等到科学家能绝对地肯定时再采取行动时，这等于说社会永远不采取行动。对于气候变化这样可能造成灾难的问题来说，不采取行动会让我们的星球冒着危险。
■实验证明，即使是环境这样的全球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
解放周末：为避免地球臭氧层继续遭到破坏，1987年9月16日全球26个国家共同签订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对工业产品中的氟氯碳化物的排放做了严格的管制，并决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协议。最近的研究显示，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已明显缩小。这与您当年为协议的签署奔走呼吁是分不开的。在您看来，《蒙特利尔议定书》能为今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什么经验？
莫利纳：《蒙特利尔议定书》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国际环境协议之一。实践证明，即使是环境这样的全球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如今我们面对的是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复杂得多的全球问题，全世界也已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着“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要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使用新能源。 《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国际合作方式可以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借鉴。
解放周末：对于一些刚刚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国家，如果使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而放弃化石能源，可能对老百姓的经济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在非洲甚至有人认为因此会扼杀非洲国家的发展梦。
莫利纳：在新能源的使用上，我想我们可以做到“双赢”。就像当年推广使用不含氟的冰箱。在上世纪70年代南极上空臭氧空洞发现后，各国都逐步签订了 《蒙特利尔议定书》禁止氟氯昂的使用。老的含氟氯昂的冰箱不能再使用，开始使用新的技术。当时，对于这一新技术，消费者担心会不会因为价格昂贵影响到生活，冰箱制造商同样也担心会不会因为新技术的使用导致冰箱太贵，影响到整个行业。实际上，使用了不含氟的新的制冷剂后，制冷效率提高了，价格也没有上去。在新能源使用上，譬如墨西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墨西哥国内的化石能源有限，需要依赖进口。政府每年从海外进口化石能源，在老百姓使用时加以补贴，每年要花掉不少钱。但如果把补贴旧能源的钱拿过来用做新能源研发，或提高旧能源的使用效率，鼓励少用旧能源，多用新能源，这样政府既能节约资金，又能缓解国内能源紧张的状况。
解放周末：面对气候变化，人类进行着各种尝试与努力。最近据《科学美国人》杂志报道，英国科研人员将模拟火山喷发效应的试验为地球降温。这种尝试受到了广泛质疑。您认为这种做法可行吗？
莫利纳：地球工程是近年来新兴的科研领域，比如在太空放镜子反射太阳光，对平流层注射气溶胶来阻挡太阳辐射，这些都是风险比较大的行为。因为这些试验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副作用。我认为，可以鼓励科学家去继续研究地球工程，但在运用到实践中时还要非常谨慎小心，要全面衡量它的影响，要达到全球共识的时候才能实施。当然，目前也有比较安全的技术，比如通过农业技术来培养一种植物，它能快速生长，然后把这种植物烘烤，变成一种生物碳。它很稳定，不会腐烂，再把它埋到地下去，可以作为新能源。
■科学家不仅要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还要站出来向公众说真话
解放周末：在人们心目中，科学家的形象往往是埋头做学问，不闻窗外事。而在发现破坏臭氧的元凶氟氯昂后，您四处奔走，将这一研究结果公之于众，最终可谓导致了工业领域的一场革命。因此有人又称您为 “社会活动家”。您接受这一称呼吗？您又是如何理解一名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莫利纳：我对大气进行研究是从事博士后工作以后。当时做研究并不是为了发现什么环境问题，而是出于对知识的兴趣。但是当我们发现臭氧空洞的问题很严重时，我们意识到必须超越科学家的职责。我们当时考虑，如果不是我们站出来向公众说明，那谁还能站出来说？如果不是现在站出来宣布这个事实，那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宣布？所以我们就站出来对公众说了。
解放周末：要让全社会知晓你们的研究结果，是不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莫利纳：是的。最初我们发现，我们很难向社会表达研究结果，因为我们说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没有受到过专业的传播技巧训练，但又要向各类不同的人宣传我们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的紧迫性，氟氯昂的使用还没有得到及时控制，臭氧空洞在不断扩大，我们心里非常着急；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很有耐心、坚持不懈地向政府官员、媒体、公众，传播我们的观点，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我们一度非常担忧，觉得这样到处宣传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但我们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哪怕花10年、20年的时间，我们都要坚持下去。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与各国政治家、科学家、外交家一起工作、充分沟通，最终达成了蒙特利尔协议。这个过程与做科研很像，那就是要有耐心，不能放弃。科学家不仅要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还要站出来向公众说真话，我觉得这是科学家的责任。
解放周末：您对中国从事科研的青年学者有什么建议？
莫利纳：我想告诉这些年轻人的是，科学一方面是一件非常美妙而充满魅力的事业，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益处；但另一方面，科学又需要你付出很大的努力，需要耐心，需要执著。我们现在教育学生，要学会在做科研时与其他学科的人沟通合作，要学会走出实验室向大众宣传。因为很多问题存在于社会中而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你必须去面对，去解决。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长江学者”杨新教授协助采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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