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这不仅是排名上的数据发布，更重要的是，让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进行国际互动，找到自己的动态定位。”北京城市运行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锐说。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2011年科学、技术与产业计分榜：知识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报告（简称《报告》）。该报告基于180多项国际比较指标，对当前OECD国家及巴西、中国、印度等主要非OECD国家经济中知识与创新的主要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尽管该报告发布已有一段时间，但《报告》中各国创新数据和措施引发的一场“创新中国”如何实现的讨论却仍在继续。
陈锐表示，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综合性权威报告。而在政治、经济双轨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的过程中，利用国际较为客观、权威的分析工具，提供未来政策制定的情境，显得尤为重要。
《报告》显示，目前在34个OECD国家中，有26个国家政府采取了财政激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一些尚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如德国、芬兰和瑞典，也有部分正在讨论引入这些措施。
事实上，我国也有“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等一些鼓励企业创新的财政政策。但中科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连燕华指出，我国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多是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的技术需求，试图直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技术供给问题，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重视不够。
不过，“我国当前实施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非常好的创新政策”。连燕华认为，我国也采取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先进措施。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指企业100元的研发投入，可以按150元进行税前扣除，按企业所得税税率25%计算，税前多抵扣了50元，就可少交企业所得税12.5元，企业的税后利润就多了12.5元。这一政策必然会激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但连燕华同时提醒，研发激励措施应具有普适性。这项政策原来面向所有企业的所有研发活动，现在却只面向高技术领域。产业升级和转型压力巨大的传统产业被排斥在税收优惠之外，其创新能力势必弱化。“西部地区需要中央财政有所倾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培育造血能力。”
此外，《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共支出1540亿美元。
“总盘子世界第二，可分到每一块就非常有限了。”陈锐对此并不乐观，“我国研发投入大，但投入产出比还有很大不足。”
日前，汤森路透通过考察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影响力、全球性以及取得的成就，发布了一份不排名次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上榜企业40%来自美国，包括IBM、苹果、微软、波音、埃克森美孚以及因特尔等。可以说，名单中大部分企业都在意料之中。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国企业无一上榜。
这对于已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最多，并旨在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讽刺。
在全球化背景下，近年来很多跨国公司都将其研发部门向中国集聚，但这并不代表高附加值成果也转移给了中国。在创新价值链增值过程中，我国始终很难获益。发明专利不够、专利含金量有限，直接导致了我国在全球创新活动中地位不高的现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企业创新的目的在于保证其既有市场份额，而非追求技术领先。因此，我国的大量研发投入被用于维持企业赢利水准而进行的低成本、大范围的技术改造。
陈锐直言，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撒胡椒面’的资助经费利用效率最低。”连燕华建议，“政府投入应向重点解决产业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和产业整套技术的集成创新集中，向各领域的高端创新活动集中。”
“在我国创新主体重新定位的前提下，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各谋其利，把渐进式改革的步伐融入到突变式改革的思路中，形成应用创新、开放创新、全社会创新的格局。”
陈锐相信，在全球深度产业结构调整时期，中国将找到很好的发展机遇。
《科学时报》 (2011-12-0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