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
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获奖者中第一个亚洲人，又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却误闯入一个不欢迎他的时代。他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不为人知，直到逝世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并怀念他——
11月27日这一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共同送别一个名叫张培刚的老人。
张五常为他写了悼词，悼词里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着黑色的西服发言，说自己在他面前只是“蹭课的旁听生”；吴敬琏与厉以宁嘱托弟子坐第一班的飞机赶到武汉，为他献上花圈。
对于经济学界而言， 98岁的张培刚代表了一段传奇。
然而，如果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微博上发布他去世的消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清楚在聚光灯之外还有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确，除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再也没有任何更显赫的头衔；他一生只写过10多本书，远谈不上著作等身；直到85岁，他所在的学院才第一次申请到博士点。
几日来，众多媒体在纷纷“寻找张培刚”，发文悼念他。但在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寻找。
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外交部人员一度听成了“背钢枪”，辗转到武汉时,张培刚正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做基建办主任，劝农民搬家迁坟。领导碍于面子，叮嘱张培刚不要说从工地上过来，在一间从制图教研室借来的办公室里，他方得知自己的博士论文出了西班牙语版本，在南美引起巨大轰动。
此时的张培刚只是7000多工人的“工头”，主要任务是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
而在1951年之前，张培刚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领域最璀璨的一颗星。
这个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生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 “大卫·威尔士奖”获奖者中第一个亚洲人，与他同时获奖的人是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盛赞为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他还曾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拿600美元的月薪，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
1944年，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年轻学生谭崇台赴哈佛留学，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也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道：“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彼时张培刚到哈佛不过3年。
“好难出一个张培刚，我也做不到。”以“狂张”闻名的张五常曾这样评价这位“大哥”。
1946年，博士毕业的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被称为“哈佛三剑客”，被誉为一代大师的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便是他的学生之一。
后人回忆，这位年纪轻轻的先生讲课，会身着笔挺西服，打领带，操一口流利英语。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好比讲边际效益时，便会用“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讲到一半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
与张先生授课有关的故事，即使在30余年后也仍为学生所称道。一个1977级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友记得，张老讲课时需要拄着拐杖，却无论如何不肯坐下。另一个1981级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则想起，张培刚请国际上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为了让经历过“文革”英文底子并不好的学生们都能听懂，他恳请外国学者慢点讲课，或尝试掺杂一些汉语来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