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坊
佛山2岁的女童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没有施予援手的事件引起广泛关注。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有人建议通过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对此，有人持谨慎态度。（据10月19日人民网）
这让我想起一位名为约翰·达利的心理学家作过的一项研究。他认为“见死不救”应有合理解释，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可探索其根源。
按常理，当发生突发事件时，旁观者越多，受害人得到救助的机会也越大，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当一个旁观者经过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场时，在旁观者众的情况下，他预期别人会采取积极的干预行为，于是选择继续赶路。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效应。
达利将这种现象定义为“责任扩散”。即当只有一个旁观者时，他会意识到他负有100%的救济责任，这种心理责任感会促使他立刻采取相应的行动。但当有100个旁观者时，他负的责任就只有1％，其所承担的心理救济责任会大大减少。
2岁女童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没有施予援手，看似是人情冷淡的表现，但事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也值得思考。
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中，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千差万别，他们的行为会自觉以自身的社会角色为出发点。这种社会心理学的分析结果虽然令人沮丧，但却也告诉我们，对于普通社会公众的“见死不救”行为，不要轻易挥动“处罚的大棒”。
“见死不救”不是法言法语，在法理上，对应的概念是“不作为”。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能够实行某种行为，却消极地不去履行这种义务，因而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行为。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履行，当事人应该负法律责任。因此，应从不作为行为的主体出发，区别对待“见死不救”。
第一种，是负特定义务的公职人员，比如警察，他们对公民生命的漠视，本身就是一种赎职，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第二种是不负特定义务的国家公职人员，比如公务员，他们“能救而不救”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公信力，应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第三，专业救助机构如医院、医护人员等，救死扶伤是其天职，他们的“见死不救”行为，也应负法律责任；第四，是普通的社会公众，他们作为旁观者，未能及时施以援手，确实令人感叹世态炎凉，但是，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所分析的结果，他们冷漠的反应往往是各种因素的作用结果，也因此，通过法律的干预来改变是不现实也不正当的。
《科学时报》 (2011-10-20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