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中，我们经常用“象牙塔”比喻大学校园，因为校园超脱现实社会，一直庇护着学生学者埋头研究苦读，但一次次论文剽窃、教学评估作假、学生拜金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抛开习惯，重新审视高校。我们的大学怎么了？今天，我们是否还能坚守“象牙塔”？
高校“被功利”？
记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中展开调查。从反馈结果来看，多数同学对高校功利之风的态度宽容：“大学之所以这么功利，不能全怪学生或教授，而在于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下，社会环境有浮躁功利的倾向，大学并不是孤立的，校园被污染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社会的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夏瑾认为，只批判学生和老师是不对的，功利的根源在于社会上‘功利’风盛行，怎么能单指望大学出淤泥不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大学师生其实是“被功利”，“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功利，恰是教师与学生功利之源，教师和学生是在‘被功利’。教育的生态已经破坏，难有淡定从容的教师，也难有一心求学的学生”。
也许正是社会上急功近利的风气渐长，才让公众心中存有更高期待——高等教育的殿堂不能失节。现实却不令人满意：一面是对高等教育的殷殷期待，一面却是指标、绩效等考核的压力。学生面对就业压力，老师面对各种考核，学校面对就业率和名声……这些无形中都让高校不得不功利。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旭东认为，“量化学术成就考评学者等评价机制是造成高校急功近利的源泉”。他指出：“必须要让大学教师回到‘学术本位’、‘教育本位’上来，按照‘为知识而求知’、‘为教育而担当教师’的本位上来，学者的第一使命是诚实地面对“大学本身”及其自己在大学中的生活状态。”
大学校长的职责
2010年夏天，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对毕业生的一番演讲，让他人气指数飙升。究其原因，是因为“根叔”从高高在上的学术和权力权威的“神坛”上走了下来，主动地关注和亲近那些为了进入象牙塔而奋斗了十几年的学生，给予了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引领。
陶行知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想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中国高校校长在大学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杨旭东谈道：“如果大学校长想的、做的，不是关系大学命运的学术和教育的根本大计;大学教师想的、做的，既不是在学术史、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为知识本身负责，也不是为培养薪火相传、具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如果他们只为‘谋生’，大学文化从何谈起?没有文化，当然就很容易被社会化。中国大学需要‘各担其任，各负其责’的教育生态环境，互相推诿、怨天尤人不是出路。”
大学校长们站在十字路口“挣扎”：是在自己任期中投入更多的精力财力获得好的政绩，追求学校各种办学指标的发展，征地盖楼、扩招合并、增设学科专业、申报博士点硕士点?还是真心实意地走近大学师生们，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宜研究学术、传递知识和精神的象牙塔?
承担责任，还原学术环境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有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对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大学生身上的确存在功利化心态，他们丧失了原本应有的对学习的兴趣和激情，总希望能够轻易地获得成功。他们长时间将分数和升学作为自己学习甚至生活的目标，“诚信、责任”这些做人的道理慢慢淡出了他们的脑海……复旦附中校长郑方贤曾经说过：“不论是大学自主招生，还是哪个公司、行业招聘人才，往往录用的是那些综合素质良好的人，而不是只具有某方面特长的人。超越知识的教养，才是教育的根本。”
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蔡达峰曾在接受采访中提道：“大学承担着整个社会责任中刚性和特殊的使命，肩负着为本民族、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使命，需要培养一代代的传人。如果大学连自己肩负的使命都不清楚，对自己所要坚守什么都不清楚，就不可能培养出领先的人才。”的确，在呼唤高等教育改革的同时，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的应该是大学的任务——坚守大学精神、肩负社会使命。
杨旭东说：“作为一个大学里的人，我们应该直面大学现实生活，然后反思自己，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方向是怎样的？我们为大学能做什么？应该有能力向政府和大学提出大学改造方法、方案、道路。践诺大学精神不是怀念美丽的大学过往，也不是幻想理想中的好大学，而是积极承担自己的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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