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我与杨向中相识是1999年，当时我作为美国《侨报》记者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美国康州大学华裔生物学家杨向中在会上宣布，他和他的团队从一头13岁高龄母牛耳朵上取出的细胞克隆出小牛艾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头克隆牛。杨向中对科学的热忱、待人的真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我一直跟踪报道他在生物克隆领域取得的新成果，也报道了他的一些社会活动，逐渐与他成为挚友。
杨向中生前曾多次跟我讨论过写个人传记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百多万学生、学者走出国门，杨向中是其中屈指可数的取得卓越成绩的华裔科学家之一。当他面对世界一流生物学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时，必定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和曲折。如果能够写出来，将为海内外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留下经验。尤其可贵的是，他的最重要的成果都是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取得的。他跟我讲述过一些他的人生故事。我们甚至一起列出了采访大纲，终因他的健康不断恶化而未能如愿，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
今年5月，杨向中的夫人、康州大学动物科学系及再生生物研究中心副教授田秀春发电子邮件给我，希望与我合作写一篇纪念杨向中的文章，我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我深知杨向中与田秀春伉俪情深，他们在工作中互相扶持，在生活中相濡以沫。经过与田秀春的几次电话长谈，我完成了这篇文章。关于杨向中教授的生平事迹，中外媒体有大量的报道，由田秀春讲述她与杨向中共同的人生经历还是首次，全文以田秀春为第一人称写成。杨向中英文名字为JerryYang，，田秀春英文名字为CindyTian，他们夫妻互相以Jerry和Cindy称呼，为了保持原貌，本文以Jerry称呼杨向中。（李大玖）
杨向中于2009年2月5日去世，他的去世使科学界失去了一位家畜育种方面的先驱，一位克隆技术的坚定支持者，一位热情的国际主义者，一位非常勇敢的人。我们将深深地怀念他。———克隆羊“多利”之父维尔穆特(IanWilmut)
第一次邂逅
虽然已经过去近30年了，可是我第一次遇到Jerry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
那是1980年10月的一天，北京农业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的一间男生宿舍内，二十几个同学将六张上下铺挤得满满的。一位皮肤白皙、脸盘圆圆的前辈学友被围在中间，发型从左向右偏分，看起来有点土，一看就知道是校内小理发店或者同学理发师的杰作。他的眼睛不大，但特别有神，有一种天下之大任我驰骋的自信和略带乡村气息的特殊亲和力。他就是Jerry。
Jerry是77级的，我是大学里的新生。当时的Jerry可谓是意气风发。他刚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农业部委托教育部代招的公派赴美留学生，准备到康奈尔大学动物系攻读博士学位，正在进行出国前的密集外语短训。我有点好奇、也有点惊讶地看着他，很仔细地听他说的每一句话。康奈尔是所有农学院学生的梦想之园。那时出国留学还是人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面前的这个人却已经要迈出国门了。
我问了他几个关于学习方面的问题。他简明扼要地回答了我，眼睛从我脸上扫过，但并没有停留。很多年后他告诉我，当时他对我没有特别的印象。我也丝毫没有将他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他身材不高，大约一米六五，普通话中略带河北乡音，看上去显然是从农村来的，远非那种女生趋之若鹜的白马王子。我自幼生长在北京，父亲是一位管理着十几万人大公司的干部。父亲的老家在农村，多年来一直资助老家的亲戚，且老家的亲友经常在我家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给母亲带来许多的麻烦和困扰。姐姐的男朋友身材比较矮，家境贫寒，让母亲非常不满。我不想再让母亲失望了，只想遵守母亲为我们确定的择偶标准：第一是身材高，最好在一米八以上，第二是不能找农村人。
这两条，Jerry都不过关。
但是Jerry在学业上的成就与自信以及锲而不舍的坚毅深深地令我折服。他给我们的每一条建议都很实用。我们能看得出他的真诚。我觉得自己在学业上和他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像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我们过五关、斩六将好容易考上大学，简直是太辛苦了，跨进校门后只想好好休息休息，玩一玩，功课嘛，只要能过关，混到毕业就行了。与他交谈之后我才知道学无止境，才知道除了大学，还有研究生甚至出国留学这样的新台阶。
补习英语
Jerry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密集轰炸式的英语短训。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他自己确定的人生目标：出国前在同学中找到女朋友。他觉得博士学位一读就是几年，又不想找一个外国人，因此在同学中找配偶是最佳选择。
Jerry热爱学习，学业上的任何都难不倒他。可是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中意的女朋友，可真让他犯难了。情急之下，他想出了一个以英语补习为幌子的办法，主动向我们班的一位女生提出，为她免费辅导英语。那位女生对课外再补习英语不感兴趣，为了对付Jerry，便拉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接受Jerry的辅导。当时我正在猛剋英语，立刻就同意了。有几位男生知道了杨向中的真实意图，便悄悄地跟他开玩笑，“你怎么有两个女朋友?”又问他看中了哪一位，他回答说，“当然是那个漂亮的啦”。
虽然Jerry的主要目的是相亲，可是教学双方都很认真。Jerry告诉我学习目的应该集中、明确。他的辅导让我终身受益。当时我对自己的英语洋洋得意，甚至准备学习日语，Jerry一棒子把我打醒了，直言不讳地说我的英语太差。他说，“我是不会去学日语的”，“你的英语在实际应用中远远不够，花很多时间学日语可能连皮毛都没学会，还不如专攻英语”。
从那以后，Jerry一直坚持给我上英语辅导课。有时他没有时间，就通过信件往来进行辅导。那时没有电子邮箱，我们就通过邮局通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通了几百封信，几乎全都是关于英语和专业学习的。我隐隐感觉到他的那份感情越来越强烈，但是我的心仍旧没有被拴住的感觉。
Jerry赴美前两个月，我们有一次正式的约会和长谈。当时学校规定大学生不许谈恋爱，院墙外一条泥土小道就成了情侣们偷偷幽会的地点。那是1982年初秋的傍晚，夕阳西下，路边的草丛和树木染上了一抹金黄，他站在树荫下，脸上有几分腼腆，几分期待，又有几分不安。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男生约会，心里惴惴不安。我能猜得出他会跟我说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们沿着泥土小道慢慢地散步。他讲了他的河北老家的故事，他的人生抱负和理想。我默默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话。我们在小道上往返几次，最后准备回到学校，Jerry在校门口停了下来，要跟我交换通讯地址，希望他到美国之后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联系，最后他突然问：“你愿意跟我交朋友吗?”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希望我们成为终身伴侣。那个时代的男孩子求爱都这么说。我沉默了一会儿，觉得我母亲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况且我又年轻，人生阅历很浅，于是回答：“我希望我们是普通朋友。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送走了Jerry之后，我继续着紧张的学习。或许是因为我有个好老师，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受Jerry的影响，出国留学已经成为我最重要的目标。渐渐地，我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身上有一种周围男生所没有的特殊气质。
Jerry是一个在事业上始终保持进取精神的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他。没有机会他也总是能够为自己创造机会。对他来说，如果前边没有路，他就自己趟出一条路来。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他成为世界克隆研究领域最顶尖的学者。从北京农业学院毕业后不久，我给他主动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我们能够成为那种“朋友”。
简陋的婚礼
1985年，我考取了教育部最后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准备派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Jerry希望我能够到康奈尔与他在一起。于是他找到康奈尔大学动物生理专业的著名教授WilliamHansel，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请求Hansel教授帮忙，收我当他的学生。Hansel教授非常欣赏Jerry那种勤奋好学的精神，而且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很愿意促成我们的团聚，于是破格录取了我。这也是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录取了一个没有GRE成绩和托福成绩的外国学生。
虽然康奈尔大学同意接收我，但是对于中国教育部而言，将一个准备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的公派留学生转派到美国，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Jerry一点也不畏难，几次从不同渠道辗转向教育部有关官员陈情，要求将我改派到美国，最后终于获得批准。
1986年1月，我踏上了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征程。我从纽约肯尼迪机场的行李转盘上费力地取下两大箱行李，在出口处看见了Jerry那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身影。我们两人都很激动。他的脸上洋溢着亲切的笑容，我则对未来充满幻想和好奇。那时公派留学生很少，统一由中国驻外使领馆接待。Jerry是跟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教育官员一起来接我的。我们在总领馆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总领馆登记结婚，还没有看到纽约的天空是什么模样，就乘坐灰狗大巴士，五个小时后到了康奈尔大学的所在地伊萨卡市(Ithaca)。
Jerry在距离学校16英里(大约26公里)地方的一幢小洋楼中租了一个单间。女房东是一位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她的丈夫是一位兽医，两人都是美国人。Jerry说跟老美一起住，可以尽快适应美国环境，同时提高我的英语听说能力。
我们的新房很独特。四面墙光光的，没有喜字，也没有任何装饰。室内只有两件家具：一个搁在塑料牛奶箱上边的双人床床垫，一个五斗橱。床垫是Jerry在路边捡的，五斗橱是房东为我们找来的。Jerry挺高兴，说把床垫捡回家后一直没时间去找床架，本来还怕我责怪，没想到房东帮忙把床摆好了。
我一向不喜欢繁文缛节，加上身处异国他乡，我们又都是穷学生，因此一切从简，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一位同学在房东的起居室墙上贴了一个大红喜，房东挂了一个带有中国传统图案的花布算作装饰。Jerry穿了一件新毛衣，是我在中国为他买的礼物。我没能从衣箱中找到新衣服，就挑了一件我最喜欢的红黑条纹的衣服，算是结婚礼服。Jerry和我一起做了几个简单的中国菜，邀请了几位中国同学一块儿聚餐，算是让大家知道他结婚了。
实验室里的蜜月
到伊萨卡的第二天，Jerry就带着我到学校报到，开始了我紧张的学习生活。尽管康奈尔大学风景优美，可是我根本没有心情看风景。第一次上课就完全搞懵了，老师讲的什么内容完全听不懂，很多本来很简单的单词和短句也听不懂，又怕同学和老师笑话，于是经常不懂装懂，常常因此闹笑话。好在有Jerry的帮助，我心里有底。我们的蜜月就是在课堂—实验室—回家补课的连轴转中度过的。通常早上8点到学校，每天半夜才回到家中。周末也一样。
选择专业和课程的时候，我首先征求了Jerry的意见。虽然我和他都是繁殖专业，但是这个专业有三大分支———生物技术、内分泌和分子生物学，我都很感兴趣。Jerry自己是生物技术专业，建议我选择内分泌和分子生物学。很多年以后，当他的第一头克隆牛出世之后，我在分析克隆动物与正常动物的差异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说明Jerry当初为我做出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科研方面真正做到了互补。
学生物的人会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实验室中。从那时开始，一直到Jerry人生的最后岁月，我和他每天至少要在课堂—生物实验室呆上十二三个小时。做学生的时候，每个周末、节假日都赔进去了。后来Jerry创建了自己的再生生物研究所，有了自己的团队，工作更加紧张，直到病重前四五年，晚上和周末才开始休息。
自家人不要竞争
一般留学生刚到美国都要经历几关——语言关，文化震撼，找房子，学车，甚至到超市买菜都成问题。Jerry手把手地教我开车，带我熟悉周围环境。在他的帮助下，我几乎没吃什么苦就过了这些难关，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与别人合租一套房子，很容易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而闹得不愉快。老美对于这些问题有自己的一套，所谓的民主管理吧，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有一份责任。
我们这幢房子有三间卧室，除我们之外就是房东夫妻。他们将房子租下来，为了节省房租，又转租给我们一间。房东很尽责，经常召集housemeeting，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坦率地交换意见，以便大家一起保持房屋的整洁，共同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种meeting给我上了美国文化的第一课：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有问题大家坦诚地交换意见，寻找解决方案，然后一起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
有一次，房东的父亲来看望他。房东开了一个Party，我们也做了一二个中国菜。大家在一起聊得很高兴。我也比较放松，为了锻炼口语，我不断地找机会说话。我发现，每次我说话他们立刻就听懂了，Jerry说话因为口音重，他们反而有时听不懂。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在学业上还有超过Jerry的地方。我有些得意了，常常抢着Jerry的话说。
“Donotcompetewithyourfamilymembers(自家人不要竞争)。”房东的父亲礼貌地对我说。我脸红了。直到今天，我仍旧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从那以后，我懂得了夫妻之间不要争强好胜，而要相互扶持，相互照顾。
Jerry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对家中的事情几乎一窍不通。他不知道我们银行存款的账号，需要用钱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声。我们从来不为钱发生争吵。我们对钱有相似的看法。Jerry不贪财，自己很节俭，从不乱花钱，但是对父母家人朋友非常慷慨。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和肯担当的男人。他不仅仅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关心我，照顾我，对我们双方的父母和家人都非常照顾。
Jerry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种地，抚育五个孩子长大。Jerry相信“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总是对自己未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而内疚。他觉得父母在乡下很艰苦，先后三次接父母到美国长住，加起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大约十二年。无论多忙，Jerry都会陪伴他父母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