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救亡图存的希冀，其出发点和旨归都是国家，高等教育本身并没有自足的价值。
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的普遍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与想象力的重大挑战。
从收拾人心入手，接续文化传统，彰显华人高等教育本色，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形态，以一种独特的自信昭示深厚的文明能量，这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高等教育强国：经济主义模式及其局限
高等教育强国，一语双关，可以理解为一个短语——高等教育强大，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命题——高等教育使国家强大。后一理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宿命。中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救亡图存的希冀，“少年强则国强”，其出发点和旨归都是国家，高等教育本身并没有自足的价值。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强国这个命题来说，思考角度应该是“以国家观高等教育”。
一直以来，我们对强国的定义是经济实力之强。人们笃信，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专注于经济和物质指标，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或多或少被抽离。应时而动，高等教育强国主要被理解为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恢复重建和教育体制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经济主义模式浮出水面，经济逻辑一尊独大，僭越了高等教育自身规律，主要表征有二：
其一，创收。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学经济压力日重，微薄的教育财政拨款遭遇通货膨胀，迫使大学寻找新的财路，“创收”一词渐渐用于各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大学行为。中国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从注重高深学问，转向强调市场和社会。这一过程，后来被民间冠以“教育产业化”或“教育市场化”，教育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新“三座大山”。其中，作为素来关乎公平正义的敏感话题，教育招致的民怨为三者之最。
其二，扩招。1999年，高等教育大幅扩大招生被视为拉动内需的有效措施，开始了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1999年～2002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年均递增率为42.4％（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间，这一指标为5.1％），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西方国家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道路，我们仅用了五六年。即使是从纯粹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仓促扩大招生也欠周全，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落后地区高中教育欠账太多，高教扩招更多的是使城市人口受益，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巨大剩余，我国产业至少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不得不锁定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仓促扩招不仅无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反而加剧了失业问题。上述问题以及一系列伴生问题（如提高学费水平、高校基建、公办高校贷款等）在1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待慢慢消化。
可见，高等教育的经济主义模式，与其说是解决了旧问题，不如说是产生了新问题。其结果，是高等教育与经济两者良性发展皆不可得。
跛足巨人：文化软实力的视角
高等教育的经济主义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至上取向的缩略镜像。就经济而言，经济发展至上路线不管当初具有多么大的合理性和紧迫性，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足以应对今日的强国课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后发优势已经基本耗尽，后发劣势浮出水面：当初的锐意改革者蜕变为顽固阻挠者，改革初期民众的普遍富裕感很大程度上被相对剥夺感和挫败感替代。要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制度之维是不得不纳入的考量视角。出路在于继续推进改革，建立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的确立，同时也是价值和信念的重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国制度往往被纳入文化范畴，曰为“文化软实力”。只有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相结合，才触及强国之真义；只有分析到文化软实力层面，高等教育强国的意蕴才渐次展开。
作为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来感召他人的能力。真正的强国，能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其精神和文化为他国所仰慕，甚至主动采纳。文化软实力是国际竞争的形式之一。人们现在几乎都意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品牌，全球化不仅是有形产品的输出竞争，而且是理想和生活方式的输出竞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和博弈是一个不可不参加且不可退出的游戏。任何文化都不得不被卷入，不管愿意与否，喜欢与否，任何一种文化都会被其他文化所改写。缺少自己的文化，从全球作用的角度来看，中国很可能沦为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的国家：既非附庸，也做不了带头国家。
文化软实力恰恰是中国的软肋。没有起码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利用好文化遗产，也无法在文化上保持信心。长久以来，我们无力侈谈软实力，这种无力感也让我们心安理得，继续漠视和无视自身文化传统。现代性在中国是以非常激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基本上是怨恨自己的历史传统，积累变革能量，其后遗症之一，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文革”以后，中国“告别革命”而进入经济建设的常规轨道，对于政治正当性问题不作是非辩论、“不争论”，不仅抛弃了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也窒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活力，陷入了庸俗和市侩主义。知识精英在“告别革命”后迅速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30年，是中国学术全面对外开放的30年。30年来塑造中国心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主要不是对自身传统典籍的传承和研习，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表现为西学译介，尤其是汉译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名著。没有哪个文明大国会像中国学界这样，改革开放30年间对国外作品的重视始终远远超过本国作品。
一国文化自强，需要他国文化的镜鉴，但镜鉴他国文化，不是亦步亦趋尾随，而是自珍自爱创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世界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拥有的在校大学生数居世界第一，但这一切缺乏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支撑。文化软实力不昌的结果是自我矮化，这样的国家，尽管军队强大、人民富裕，但却是一个跛足巨人。
华人高等教育：从世道人心入手
在经济高速发展30年后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建设如箭在弦蓄势待发。中国要成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有领导力的大国，就不能永远去贬低自己的历史，就要从历史的正面阐述中产生责任感。经济发展越向前推进，就越有必要关注世道人心，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江泽民的哈佛演讲，到胡锦涛的耶鲁演讲和温家宝的哈佛演讲，都显示了中国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倾向。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21世纪的中国领导人，以自强不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理念，这类理念伴随孔子学院的全球推进，凸显了华人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继承和弘扬本国文化遗产，非高等教育莫属。高等教育对所在国乃至人类的贡献，不仅是科技进步，还包括制度和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深化人类理解、增进全球福祉。如金耀基所言：“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的普遍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与想象力的重大挑战。”
当前最为迫切的挑战来自世道人心。逐利若无精神指引，就难免误入歧途；妄自菲薄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是诉诸最坏的本能，拥抱全球资本逻辑；其结果，是扼杀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窒息人的精神灵性，形成韦伯所说的“铁笼”。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不见烽火的国际文化软实力较量中，中国已然落败。30年的市场经济建设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史无前例地激发人们对金钱的向往，经济改革的成就更多地是被金钱、贪婪、物欲所牵引。自清代中叶以来，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关系日益凸显，以后两个半世纪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今天，中国的人均电力、石油消费、人均占有道路和住房占地不及美国人的十分之一，而美式高消耗生活方式却伴随跨国公司成为国人的消费迷梦。山珍海味、丝绸皮毛、金银珠宝、汽车洋房、沙滩酒店，以及各种装腔作秀的趣味格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国人关于好生活的全部定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曰丛林法则，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国人的生存哲学。
市场经济的推进绕不开民主和法制建设，这一点已经逐渐在学界和政界达成共识，但关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世道人心问题，却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灭人之国，去人之史”，物欲人心和丛林法则的盛行，无异于某种历史终结：当所有聪明人都成为IT精英和投资银行家时，这样的经济制度不会有前途；一个只热衷于手段，而不考虑这些手段所通向的终极目的，这样的社会谈不上理性。
人心物欲化和丛林法则的盛行，一方面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结果，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我们进一步忽视软实力建设的原因？2006年关于和谐社会的决议确立和谐理念：谋求共同利益，达成共识，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缓解社会紧张，增进社会团结。华人高等教育理念的当下展开，不得不从安顿人心入手，舍此别无他途。当前迫切需要的，是立足国内，收拾人心、凝聚人心，重整河山，将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治国平天下。
分析至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一、过于侧重经济之维，高等教育和经济的良性发展皆不可得；二、改革开放30年后，文化软实力的滞后成为后续发展的阻碍；三、在国际软实力的较量中，中国已成败局；四、高等教育强国目的的实现，须从经济逻辑中突围，打造华人高等教育；五、鉴于物欲人心和人际争斗的事实，华人高等教育的实现，要从收拾人心入手。如此，我们可以论断：高等教育强国，在当前背景下，更多应是一个人文命题。
收拾人心：人文命题的可能展开
矫枉必须过正。张扬高等教育强国命题的人文意蕴，是对高等教育经济主义模式的纠偏，是越过人力资本教条对高等教育文化功能的彰显，也是对21世纪治国安邦时代主题的诠释和深化。异化的感性使人成为纵欲的动物，异化的理性使人成为资本的奴仆，今日的文艺复兴不是通过社会革命，而是通过寻找人性。介入当下改革，收拾人心，影响思想文化进程，向世界昭示华人高等教育的魅力。这种贡献，无法量化，却是当代高等教育强国命题应有之义，为此，当前高等教育急待进一步调整经济主义模式：
一、复兴人文学科，接续文化传统。政治无权干预人心，经济本身也不能给人提供生命意义，当前的世道人心是一块介于底线伦理和精神信仰之间的伦理荒地，教育（或者说“教化”），或许是在礼法政治退出私人空间之后，仍然可能触及到中国人心性的唯一政治形态。什么是好的人生？什么是好的社会？——收拾人心所需要的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即人文知识。人文学科上承文化传统，下达人文教化，高等教育急待进一步复兴人文学科，以当代世道人心为基点，观照古代智慧，对其进行创造性重塑和再构，奋力扭转颓势，从西方文化的尾随者，转变为自信自强的创造者和对话者。
二、破除一流话语的迷障，弱化数目字管理。当前的评价标准和奖惩机制，都在强化对高等教育的数目字管理，从高等职业学校到“一流大学”、“知名大学”、“高水平大学”，其背后都是一整套具体任务指标：各种资金数量、占地面积、影响力指数、就业率等等。这种市场竞争机制的最大弊病，在于只要衡量不要判断，得到了数量、指标和效益，却失去了质量、意义和价值。教育求远效，教学和研究本身，在根本上排斥效率、竞争、合理化这类思维。当价值原则让位于操作指标和量化计算，高等教育就进入横向的市场竞争体系，教师和学生走向市场消费关系，大学和思想、民族、文化的纵向联系松弛，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衰微。
三、淡化就业取向，注重学生心智和道德培养。今天的高等教育，行动上多表现为职业主义——注重专业技能，漠视人文教化，学生得到了知识，却未受到教育；思想上则是历史主义——新环境需要新的生活方式，老一辈人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年轻人，这无异于把人心问题拱手出让给法律规章，继而出让给混乱和放纵，加剧学生严重而危险的价值贫困症，间接恶化了世道人心。无论是行动上的职业主义还是思想上的历史主义，都是对现实的绥靖。当务之急，是停止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的片面宣传，淡化大学的经济属性，坚持价值引领；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分化，明确大学定位；使遭遇变形的大学教育回归求知共同体本相，在利益的海洋里重建一个人文世界，重申人类的正义、良知、尊严、优秀、理性、爱情、友谊、道德等等精神财富，重新将物欲化了的文化复归人性化。
四、学院知识分子再公共化，铁肩担道义。思想是大学的天职，不幸的是，目前知识精英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技术化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隐退，学术凸显”，伴随着学院机制规范化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形式主义和越来越少的道义担当。从“文化热”到“财经热”再到“法政热”，这一方面说明知识分子并未完全否定自己的本色，另一方面，也说明知识分子在论题和发言方式上越来越局限于技术视角，世道人心问题被技术细节淹没。学界推卸文化责任的结果，往往是放大了媒体的公信力。商业媒体通过激进批评赢得喝彩，获取点击率和发行量，这实质是以问题的形式遮蔽了问题的研究，使民众心理始终处于躁动状态。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应对之方是学者“为天地立心”：除了妙手著文章，当好幕僚和智囊之外，还需要铁肩担道义。
真正持久的改变来自文化，谁塑造心灵和想象，谁就能塑造未来。世道人心正是经济、政治、法律、契约等背后实际左右行为的伟力。40年前，马丁·路德·金还在为美国黑人最基本的人权而奔走，直至死于黑枪，而今天的黑人却入主白宫，原因无他，民众的价值观使然。中国文明是一种中道、中和的文明，从收拾人心入手，接续文化传统，彰显华人高等教育本色，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形态，以一种独特的自信昭示深厚的文明能量，这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强国，需重温孔子的智慧：“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0-8-17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