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汪晖抄袭门”已在中国舆论界里延烧了四个月。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22年前的博士论文是否抄袭他人作品的具体质疑，“抄袭门”最终演变成声势浩大、中国内外160多名学者卷入的公共话题。
直到最近中国媒体上还持续有相关报道，支持与反对成立学术调查委员会彻查汪晖抄袭嫌疑的双方各执一词。在争议中，中国学术界的学风争议、左右学派矛盾也被猛烈掀开，诸如“学术腐败”、“媒体暴力”等用词凸显了争议的激烈。虽然关于“抄袭门”的评论已超过数十万字，但与此同时，事件所交织的学术规范的时代性、学术诚信与学派之争等问题，海外学者接获匿名信的谜团，又让事件更显罕见与复杂。
7月中旬，保持了长时间缄默的汪晖在北京寓所接受专访，这是他自3月底做出“希望学术界自己澄清”的简短表态后，第一次对抄袭指控作出直接回应，叙述他所经历的事件过程。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里，汪晖语调平缓，但当涉及具体过程尤其是媒体的角色时，他的强烈不满清晰可察。
至今“抄袭门”的起源中国舆论界中恐怕已无人不知：今年3月，文艺理论研究刊物《文艺研究》刊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长文，引述例子指汪晖1988年的博士论文兼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抄袭了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等中外学者的专著。
《文艺研究》是学术刊物，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抄袭事件以醒目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3月25日，在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以及北京《京华时报》同一天分别以全文转载和摘录的方式，报道了王彬彬对汪晖抄袭的指控。《京华时报》同时采访了鲁迅研究权威钱理群以及汪晖本人，得到汪晖的简短回应：他在国外，尚未读到王彬彬文章，手头也没自己20多年前的著作，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外界所不知道的是——据汪晖透露，该期《文艺研究》出版前他已获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发表。他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托人找《文艺研究》主编要求看文章并同时作出回应，遭到了拒绝。《文艺研究》面市后，《南方周末》与《京华时报》针对抄袭事件的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见报了。
此后，“抄袭门”迅速上升为舆论热点，报道在大量网站上被转引转贴，多家平面媒体跟进报道。在第一时间内，舆论界就出现“挺汪”与“倒汪”两种声音的对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表示对“抄袭说”的质疑，他们基本都认为《反抗绝望》被指出的多数为引文不规范的技术问题，与具有道德内涵的剽窃、抄袭是不同概念。学者钟彪与三联书店学术编辑部主任舒炜则发表了两篇反驳王彬彬的分析长文。
另一方面，北大哲学社会科学教授、也是当年《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严家炎则对《中国青年报》说，王彬彬对汪晖的批评“有点夸张”，但“觉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来的文字，看上去确有根据”，对汪晖而言是“硬伤”。他认为，虽然事过20年，讨论这类问题对于纯洁中国学风有好处与必要性。
谈到此，汪晖强调：《南方周末》在3月25日与4月8日两次大版面地报道“抄袭门”，过程中全没有联系他。舒炜的8000多字长文最初投递给《南方周末》，却被告知最早两周后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删节。舒炜最后将稿件转投《北京青年报》，在4月3日刊出。
4月13日，《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电邮汪晖，表示“王彬彬文章确有不够稳妥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但汪晖认为，如果明知王彬彬文章有问题，媒体就应该为之前的严重指控，包括编者按语和小标题公开道歉。在汪晖准备回复的同时，4月14日，他被告知刘小磊群发邮件附清华大学公示获政府特殊津贴名单，情势看来是向清华大学施压质疑汪晖入列，汪晖对该媒体的公正性与动机产生了强烈怀疑，他没有回应刘小磊，这也成为在抄袭争议中《南方周末》与他的唯一一次联系。
受访时，汪晖总结他这一阶段的回应方式：“作为学者，我反对学术不端行为，也倡导学者应该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作为当事人，在面对学术批评和指控的时候，最坦荡的态度就是平心面对学术界的评判。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是最终的，个人辩解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有错就得承认，如果举报不实，学术界也会有公论。”
他提出，钟彪、舒炜以逐条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实，但在媒体中没有受到重视。他又补充说，3月下旬，《中国青年报》记者写信要求采访，他建议该报暂缓报道，表示愿意在回国后与该报记者逐一核对原文，做出全面的回应，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混乱，但媒体不愿意等待。
汪晖在4月11日回国后，将有关资料交给有关方面进行核查。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相关规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细致的查证，才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