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最近出台的《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构建了“不惟数字论”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新体系。（《北京青年报》7月27日）
在谈到《意见》时，杭师大校长
叶高翔教授说：“我们需要数字考核指标，但更需要《红楼梦》、《梁祝》等可以传世的精品大作。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我们既要有渴望出现一位大师的期待，也要有允许一百位努力者失败的胸怀。”著名美学家、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
徐岱教授说，这些条目中包含的，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出大师、出精品的有力支撑。无论是叶高翔，还是徐岱，都对《意见》有极高的期待，希望它的出台能为精品与大师的出现创造良好的条件。
事实上，自2009年钱学森之问在媒体上出现，人们一直在议论我们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也一直有人在议论怎样做才能出现大师，大学应该为大师的出现做哪些努力。对此，我只想说一点看法：不出大师不怪你，扼杀大师你有罪。打个比方，一个大学，一个教授，你没有能培养出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不能怪你，因为这样的大诗人不是你想培养就一定能培养出的。但假如有一个人，本来有希望成为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但他的才华让你扼杀了，让他变成了一个庸人，那你就有罪过了。
那么，眼下有哪些情形会扼杀大师、阻碍大师的出现呢？依我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缺乏自由宽松的环境。假设一下，唐朝也以言治罪，动不动就治你诽谤罪、煽动罪，那杜甫能写出“三吏三别”吗？白居易能写出《长恨歌》吗？写不出“三吏三别”这类诗，杜甫能称为大诗人吗？写不出《长恨歌》这类诗，白居易能称为大诗人吗？对于大师级的人物而言，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达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在人文领域，更是如此。
其二，急功近利。用报道中的话讲，当前国内的人文社科评价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依托类似自然科学的一些量化指标。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个人的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均与之直接挂钩，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不少教育界人士反映，一些人文社科研究者在“学术GDP”指挥棒下著述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如此等等，能不妨碍人才的成长吗？假想一下，有一个人拿着鞭子在曹雪芹身上不断抽打，要他一年中一定要拿出多少文字的小说甚至论文，他能写出《红楼梦》吗？
其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眼下，不说其他地方了，即使在大学，在学术团体，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往往不是最有学术成就、最具独立思想的人最受人尊敬，而是职务最高的人最受人尊敬，至少表面上如此。在这种导向下，热衷于做官的人多，能守得住寂寞，关在小屋子里做学问、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少。自然也就有一些本可成为大师的人因做了官或因终日想做官而成不了大师。
对照以上三点，应该说《意见》值得称道的地方不少。解除学术桎梏，改变现行的考核体系，去除大学的行政化，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术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破格启用奇才、偏才，这些都是在为大师的出现营造良好的环境。有了这样的环境，也许还会三年五载十年二十年出不了大师。但大学这么做了，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尽了责任，不扼杀可能变为大师的人，那就没有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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