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康香阁
□受访者：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 汤一介
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著名学者汤一介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从1990年开始设想的《儒藏》工程，到如今的儒学研究院规划，汤一介要搭建一个怎样的中国儒学研究平台？
三项规划+三大课题
康香阁：请谈谈为什么要成立儒学研究院？
汤一介：这是长期以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国内高校里，四川大学设有一个道家道教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设有一个佛教研究基地，至今还没有哪个大学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要建立这样一个基地，但遇到了不同意见。北京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思想是各种各样的，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在北京大学，是当时批判儒学的地方。所以，有人认为建立一个儒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的传统不相吻合。其实不然，五四时期是把中国传统中糟粕的东西去掉，并不是要抛弃整个传统。
康香阁：儒学研究院成立后，规模有多大？
汤一介：现在的规模还不会太大，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作为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下学期就准备开“中国儒学史”，请9个分册的主编把自己研究的这一段的中国儒学史问题讲清楚。
康香阁：如此说来，现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研究传统文化的儒家研究院，是有了一定的基础？
汤一介：应该说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一是我们已经完成了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准备到明年五四推向社会，二是《儒藏》（精华编）已出版了36本。成立儒学研究院，就是要把北京大学文科各系研究儒学的力量整合起来，加强研究队伍的力量。儒学研究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加强与校外、国内外的儒学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有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康香阁：如何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就是说，首先要开展哪些具体研究工作？
汤一介：我制定了一个10年规划，大概分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第一步是要把《儒藏》（精华编）共330本编完，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也是属于基础性工作，是为后人研究儒家思想提供一个可靠的文献材料基础。第二步要编一部《儒藏总目提要》，就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样。要了解儒学著作的整体情况，就可以通过《儒藏总目提要》来了解它，这项工作的基础工作《儒藏总目》正在进行中。《儒学总目》是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编辑，仅经部这一部分就收录儒家的著作14000种。
康香阁：第二个方面的研究要做哪些工作？
汤一介：第二个方面，就是这10年要为儒学的研究解决三个比较大的课题。
第一个课题是编一套《中国儒家经学史》，我们已完成的《中国儒学史》是讲儒家的思想史。可是，中国文化传统“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乐经散失了，传下来的只有“五经”。中国的历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都离不开原始的经典，因为它们不仅包括思想文化，而且包括制度文化和器物性的文化。
康香阁：其他两个课题是开展哪方面的研究？
汤一介：第二个课题，是要编写一套《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从中国历史上看，虽然儒释道是三家，而且他们之间的思想也不大相同，可是并没有因为思想不同而发生冲突，它们之间有辩论、有问难，没有因为宗教打仗。做这部史就说明一个问题，宗教虽然不同，但可以共处。不仅能够共处，而且能够在互相影响和互相讨论当中共同发展。假如我们做好了这样一个榜样，等于告诉世界，中国曾是这样一个状况，可以因为思想不同，而不发生矛盾、冲突、战争，为“文明共存”作出理论上的贡献。
第三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三代起是个源头，它在流动的过程中间，其他文化不断地加入，长期来看，中国文化的自身是个源，其他文化的加入都还是流。就像中国故有文化和佛教禅宗的关系一样，中国自身的文化是源头，马克思主义是汇入的流。 这个问题做好了，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文化的主体性。
康香阁：这三个大课题都是站在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展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请您谈谈儒学研究院第三个规划。
汤一介：第三个方面规划是面向现实的问题。也分三个课题，第一个题目是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第二个题目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刑礼合治”问题。第三个题目是研究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
20年前开始设想《儒藏》
康香阁：如果我们往回谈，就该谈《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了？
汤一介：好，再往前推，就是编《儒藏》，为什么编《儒藏》？其实在1990年我就提出来要编《儒藏》。那时有个企业家叫范业强，他提出来支持我编《儒藏》，后来他的企业垮台了，所以没有钱支持我做这个事情。
2002年11月，我第一次向学校正式提出编纂《儒藏》工程，学校同意。2003年向教育部申请，同年12月31日教育部同意立项。所以，真正开始做是在2004年，花了一年的时间做组织工作，就是找人、找地方等。做到现在已出版了36 本，以后每年能出三四十本，到2020年就可以完成了。
再说明一点，《儒藏》工程是一个总称，由于规模太大，具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辑《儒藏》精华编，计划出书330本，收书500余部，约2亿字的儒家经典著作。第二部分是编辑《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著作，约10亿字。这项工作现在没有启动，要等到第一部分完成后才进行。
我曾说过编纂《儒藏》的标准是，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过，而且成为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本子。
康香阁：编纂的原因是什么？
汤一介：在历史上，有《佛藏》，有《道藏》，就是没有儒藏。中国的《佛藏》从宋朝开始编纂，到现在已累积有20多部佛教文献集成。《道藏》从宋朝开始编，现在留下来的是明朝的《道藏》。当时，《佛藏》、《道藏》的编纂是靠寺院支持做起来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没有寺院支持，应该由国家来做。明朝的学者已经提出来编纂《儒藏》，没有实现，当时编了《永乐大典》。清朝的学者也提出来做，也没有实现，当时编了《四库全书》。现在我们应该做，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做这个工作不太容易，我们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文献典籍包含在内，而且联合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起做，就是把这些国家用汉文写作的儒家典籍都包含在内。在早期，日本、韩国、越南的典籍很多都是用汉文写作的。
康香阁：这样看来，《儒藏》不仅仅限于中国儒家文化，而且是面向世界。《儒藏》编纂工作进展顺利吗？遇到了哪些困难？
汤一介：对，所以我们没叫《中华儒藏》。不像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编的《佛藏》叫《中华佛藏》，《道藏》叫《中华道藏》。
《儒藏》编纂遇到的问题有几个。一是人才奇缺，真正能做这项工作的学者并不太多，再加上这些学者所负担的事情又太多，不可能集中力量做《儒藏》。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400来人的学者队伍，包括中国、日本、越南和韩国的学者。可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只有十二三个专职人员。这十二三个人要面对400来人送来的稿件，我们要对稿件逐一进行审查，其中50%以上的稿件是不合格的或是不可用的，或者需要我们花大力气修改的，或者退给作者请他自己修改，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现在的学风不好，有些送来的稿件校勘、标点得不太认真。人才奇缺，加上学风不好，导致《儒藏》进度比较慢，现在我着急的就是这个。我想第一是保证质量，不能保证质量，出版是没有意义的。
康香阁：那如何保证质量？
汤一介：从三个方面来保证质量。第一是选本。就是你拿什么本子作为底本，这很重要。举个例子，王弼注的本子《周易注》，原来用的本子是台湾的无求备斋本，是宋本，可我们发现《四部丛刊》的本子也是宋本，后来我拿这两个本一对，我觉得《四部丛刊》本比无求备斋本更好，原因是我发现无求备斋本错的地方很多，而《四部丛刊》本子很多都没有错，这样就可以省了大量的校勘记。因为，我们是用一个本子作底本，再用两三个本子作校勘本，校正底本的错误。如果要选择好的底本，就要对这个版本的源流做一考察才行。
第二是标点和分段要正确，一定要审查好，不能有标点错误，日本的《大正藏》虽然全世界通用，但它没有标点，有断句，断句错误太多，影响理解。第三是校勘记要简明，不能繁琐。因为每一本书历史上的注释很多，那么大的一本书，如再做复杂的校勘是没法做下去的。
康香阁：现在资金还有问题吗？
汤一介：是的，《儒藏》编纂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资金问题。我现在拿到的钱只有2000多万元，可是要完成《儒藏》（精华编）就需要5000万元。现在有的书编好了，资金不到位，就不能及时出版，所以《儒藏》出版得比较慢。
《科学时报》 (2010-7-8 B3 社科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