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面对中央提出的“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多位院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破解科技体制困局已刻不容缓。
“1985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最初的指导思想是要落实‘两个面向’的方针，即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现在回头看，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带来了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实际情况与我们当初的设想有一定差距。”刚刚卸任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院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影响我们的科技发展，影响我国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
我国科研体制改革已走过25年的历程。这期间，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科研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但面对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面对资源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压力，我们的科技界是否做好了准备？我们的科技体制是否做好了准备？现行的科技体制所依赖的框架模式是否反映了科技发展、创新发展的规律？现有的科技体制能否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促进科技的发展？这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国院士群体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在6月7日～11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期间，多位院士向记者表达了对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的关切。
院士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所作的《关于我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问题的几点思考与建议》报告，引起了与会院士们的热烈反响。“这份报告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2009年设立的《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重大咨询项目，责成我牵头组织院士专家进行探讨和研究，向国家反映科技工作者对科技体制和政策问题的真实看法和建议。”王志珍表示，这个报告“只是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是针对我国现有的科技体制的若干深层次问题提出的一些初步思考和建议，2010年底会形成一份比较正式的咨询报告”。
改革得失
邬贺铨向记者介绍说，我国的科技体制最早是学习前苏联的，“12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我国在主要的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有布局，科研院所也建了很多，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从事现代化科学研究的科研队伍。“文革”时期，我国的科技事业遭到重创。改革开放后，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政策，但科研与产业脱节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科研生产“两张皮”的现象十分严重。
“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推动二者的结合，采取的方式就是让研究院所转制，一部分院所进入企业，或自身变成企业，这是当时的指导思想。另外，完全靠国家经费支撑科研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院所直接面向市场，到市场中去争取科研经费。当时的出发点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一些院所进入企业后，面向产业需求的压力加大了，开始主动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有些转制比较成功的院所，甚至已经成为很好的企业，而且它从横向所获得的经费比从纵向得到的国家经费还多。从转制的角度看，原来这两点设想是实现了。”邬贺铨回忆说，“当时也提出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把企业变成主体后，科研院所可以配合企业工作，但当时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企业长期以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它的研发力量十分薄弱，这使它在短时间里难以承担起技术创新主体的重任。”
“高校和科研院所也是创新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他们的考核目标不同，比如中科院的定位是知识创新，重点是基础研究，即便是研究一些应用技术，也并不是直接做产品。通常高校和院所的研究目标还到不了产品的程度；而多数企业又还没有能力直接承接院所的成果并将其转化为产品，中间环节缺失的现象严重。转制前，原来的应用性研究院所实际上起到了中间环节的作用。而转制后的院所变身为企业了，它把过去的服务对象，变成了行业里的竞争对手。他们本身的收入待遇可能都提高了，但相对而言，它对行业、对国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从这方面看，院所转制以及科技体制改革，不可否认是带来了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对此，邬贺铨不无忧虑。
邬贺铨告诉记者，“现在有人建议，把转制了的研究院所再转回来，这不可能，因为他们很多已经企业化了；还有人建议，把院校的工科研究所向产业方面转，这也有难度。因为院校的研究所定位不是直接做产业，他们更愿意做发表论文的工作。发表论文了，只是说验证技术原理是可行的，但能不能把实验室的成果大规模放大、变成产品？这之间还有很大距离，而后者更多的是要解决生产、工艺方面的技术。如果不了解产业，关在学校、研究所里是做不出来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是重复性工作，不太好写论文。所以，一定意义上，学校内部也没有把这项工作当成它的主要目的。”
邬贺铨指出：“新教改纲要出台前的一段时间，高校究竟要办成什么样的学校，目标是不明朗的。‘文革’时期，曾提出要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后来不提了；此后有一段时间，一些有实力的高校提出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培养科学家，但没有人提学校要培养工程师，学校也不把面向企业、支撑企业的产业发展作为高校自己的使命，他们办企业或搞技术转让更多的是作为增收的手段。一些有能力的老师都希望去当教授、当研究员，很少有人愿意去做技术成果的孵化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面向企业、为企业服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院士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升知识、技术转移转化和规模产业化能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以前提创新比较多，现在提‘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创新产业链里面有薄弱环节，我们现在的创新体系是不够完整的。”邬贺铨分析道，“科技体制改革就应朝着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去努力，要高度重视中间环节的缺失。现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弥补这个不足。但目前，有些实验室还是依托学校、研究所，而他们为企业服务的理念不强，实验室基本上还是为自己的定位服务，没有达到面向行业的创新体系的目的。如何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索。”
体制之弊
接受采访的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则指出，当前在科研过程中，一些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问题亟须解决。其中包括评审制度不严格。现在的科技项目立项，很多是各级管理人员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评审太过频繁，以至于评审质量下降，甚至科技界也出现了“评审专业户”的现象；科技评价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现行的奖励制度已成为一些官员追求政绩和一些科技人员获取名利的渠道。因此，评审专家如何遴选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决不能把评审会变成“互评”关系网。
此外，还存在过度行政干预的问题。比如对某些科研专项、课题，搞“时间节点”，把它弄成了一个“生产线”，这样的指挥系统妨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是行政指挥过度。尤其是在产生创新的、原创性成果方面，这样的组织方式会制约创新。
再有就是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缺少发言权、自主权。选择技术路线、判断研究方向等科学问题，应由在第一线的科学家自主，他们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的主体，应该给他们提供系统表达意见的机会。否则，国家投入了大量经费，到头来只是收获了大量论文，没有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实际成果，更不能为国家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这位受访院士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参与《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重大咨询项目组的有关人士透露，《关于我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问题的几点思考与建议》通过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问卷调查以及对几次院士、专家座谈会意见的整理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胡锦涛总书记在院士大会的讲话明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接受记者采访的院士、专家表示，以上讲话不仅反映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也指明了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基点和方向。为此，必须扫清自主创新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进一步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不断改革和完善各项科技制度，为自主创新营造和谐的政策环境。
一位不愿具名的院士向记者表示，在科技体制中，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存在很大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七国八治、九龙治水”，部门分割现象严重。这不仅导致科技资源的高度分散和重复浪费，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时甚至成为创新的一种阻力。另外，科技立项中，一些重大战略性项目的决定和巨大资金的分配在未经全面、充分讨论、辩论甚至争论之前可能就由少数人内定了的情况依然存在，并且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这使得一些“学术带头人”没有时间致力于科学问题，花气力搞关系、跑经费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不仅有损科学家的社会形象，也是导致学术浮躁、学术风气不正的重要原因。
破解困局
追溯近30年的科技发展史不难看出，从科技体制改革至今，科技界始终肩负着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的重任。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更多地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未来的30年必将更多地依赖于中国科技的发展，而科技发展必然要依赖于科技体制为之提供的支撑体系，破解影响科技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正是提供这种有效、持久支撑能力的保证。
如何破解科技体制困局？接受采访的多位院士、专家给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全面认识科技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用更理性的思考对现行的科技体制整体框架进行总结和分析，认识科技创新的规律，建立一种更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能对国家持续发展带来长久利益的科技体制框架。
其次要明确科技体制中政府作用的问题。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主导作用？这是不应回避的突出问题。
接受采访的多位院士、专家表示，现行体制中太多地体现了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考，建构了不太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线性推进模式。他们认为，政府应真正地转变工作职能，做“更公正、更公平的良好制度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过度的行政干预，一方面会束缚科研人员的手脚，影响创新思维的产生，也会给科技创新质量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会使科研人员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争取科技资源（项目、经费等）的非科研活动中，还会助长不良的学术风气乃至学术腐败。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要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替代政府有形的手。
再有，在科技管理上，要让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项目决策中，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决策；要优化国家层面的科技计划体系，减少多头管理、重复管理，降低行政成本和减轻科研人员负担。要真正建立健全国家科技决策机制和宏观协调机制，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科技评价体系更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同行评议的同时，应引入第三方评议，确保评议结果的公正、透明。要不断探索“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评价人才”的评价机制，以促进人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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