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著名风投公司ARCH Venture Partners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曾成功投资多家世界知名高新技术企业的Robert Nelsen和美国著名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中国区董事会主席Edgar Hotard，受邀走访联想学院和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探讨未来在成果转化方面的合作机会。
作为中国最大的国立科研机构，中科院掌握大量有市场前景的科研项目和革命性的技术，是整个国家创新活力最强的科研体系。
ARCH是美国最大的早期研究风险投资的企业之一，目前管理的资本高达16亿美元。从创立至今的23年内，ARCH已成功地为40多所研究型大学投资140多个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材料领域的项目，其中1/3成为成功的上市公司。
基础研究与风险投资有多远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育比较晚，相对于美国已经发展了近50年的投资体系而言，可谓处于婴儿期。然而，就算在美国，勇于和敢于投资早期科研项目的风险投资企业也少之又少，占所有风险投资资本的不到5%。在中国，这类定位于基础研究的风险投资企业几乎没有。而作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对于风险投资的观念也相对保守。
ARCH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大多数作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并不认同、接受风险投资。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作好基础科研。有人甚至认为，商业利益会有损于他们研究的客观性与独立性。
“科学家都一样，不管是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Nelsen说，“他们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商业投资、商业化运作？科学家不仅需要承担科研责任，也需要履行社会义务，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利益最大化，造福人类社会。”
在中国，风险投资也遭遇了同样的态度。“中国科学家的商业意识很淡薄，他们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商业运作。”联想之星孵化器投资部教务长周自强说。他所在的联想之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以期能够促进资本与创新科技之间的联姻。
周自强还指出，中国的风险投资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远不及美国成熟；同时，中国投资和管理新兴高技术公司的人才稀缺。这些制约了中国的风险资本和创新科技的有效互动。
沟通：产业化成功的关键
实际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需要与科学家进行沟通，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指导与培训，让他们明白什么样的科研成果才会真正有商业市场。我们最多的时间是花在跟科学家的沟通上。”Nelsen解释说，“往往一个成熟的项目或技术，投资的可能性就在于某一项产品或服务，一旦失败就功亏一篑。而我们致力于早期研发项目的投资模式能够确保我们在投资方向上有多重的可能性，这样反而能够降低投资的风险。”ARCH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独特的投资理念和方法学。其投资的第一原则就是集中力量在种子和早期阶段的研究中发现机会。
此外，ARCH也与美国各大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建立并保持长期联系，密切跟踪科研热点，并随时关注各主要高新技术公司的研究动态。一旦发现有前景的科研创新，他们会迅速行动，联合来自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资源组建公司。
投资最好的成果
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引来了国际风险资本的关注。大家都意识到革新性的成果往往来自于最大的国立科研机构。因此要在中国孵化极具创新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就必须与国立研究机构合作。ARCH也在积极寻找和中国国立研究机构合作的机会，准备进军中国市场。
Nelsen此次北京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进行交流。他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关于基因组学的发展规划和各个研究所正在开展的工作。在基因组所，他提出了ARCH在中国进行专为中国人种研发药物的构想，表达了与中国研究机构进行技术和研发领域合作的意愿。对此，双方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很强的合作意愿。
“随着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及中国政府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加大，中国的科研潜力值得关注。”Nelsen说。真正吸引投资家目光的是最好的科学创新和最好的科学家。“我们要寻找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能够提供突破性的科研成果。通常只有科学界最顶端的1%的科学家才有这种潜力。”Nelsen直言不讳，“往往最想商业转化自己科研成果的人并非是最能实现科研创意的人。人类最伟大的发现通常来自于基础研究。”
正因如此，ARCH会花很多时间在项目选择上。根据他们以往的惯例，在他们正式决定投资某个项目之前，他们需要对该项目进行4到5年甚至长达10年的考察。
《科学时报》 (2010-4-15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