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逝世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教授严聪给上高中的女儿讲述了一个关于吴瑞和CUSBEA的故事，这时“她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生在美国。从这个故事中，她仿佛懂得了为什么父亲要到中国去讲学，为什么喜欢招收中国的学生。CUSBEA的传奇已经在下一代流传”。
［科学时报 王丹红报道］新年伊始，中国国内学术界发生的两件事，让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小凡心潮起伏：
1月初，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发布的新规定，全国多所高校将陆续提高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调整后博士生每月至少800元的“保底”，部分高校博士生的“底薪”则有望达到原来的2～3倍；
2月初，在华裔遗传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逝世两周年之际，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收到吴瑞家庭律师来函：吴瑞将约36万美元的遗产捐献给华人生物学家协会。
“这两件事情都与吴瑞先生有关，他为中国和世界
作出了巨大贡献。”王小凡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
“这是他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
2007年底，王小凡回到北京，与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和北京大学教授饶毅谈他们回国的感觉，结果两人都谈到，教育部付给博士研究生的月收入不足300元。之后，他到南方，见到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些教授，发现也有类似问题，实际上，全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博士生当时每月从国家得到的基本收入不足300元。许多导师因为种种原因，每月只能给研究生数百元的补贴，使得有些研究生的月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费用。这种情况在大学系统（包括清华、北大）相当普遍。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博士生是中国研究的主力军，他们的待遇这么低，使许多好的研究生决定出国留学。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内投入了大量研究资金，仍然很难达到能在科学研究上赶超世界的目的。虽然国内也有人提过此事，但一直未能解决。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大事来做”。于是，3人联合起草了一封致温家宝总理的信，呼吁国家尽快提高博士生的生活待遇，保护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他们在信中写道：
“国内研究生们从事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基础研究工作，但目前他们的待遇却明显偏低，一些地方的情况相当严峻，令人担忧……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首先，不少优秀的学生无奈选择了出国读研究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目前的科研实力。其次，那些选择留在国内读研的学生往往由于经济上的压力不能安心工作，影响了科研的进展。有些学生甚至因此而丧失了对科研的信心和兴趣，最终选择转行。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改善，就无法保障研究生队伍的整体水平，我国对科研的投入就不能得到有效利用，我国的科研水平就要受到极大限制。”
在信中，他们提出了增加研究生基本津贴的四点建议：一是国家财政拨款，教育部制定政策；二是允许和鼓励各科研机构在研究经费的申请和使用中增加用于资助研究生的费用比例；第三，限制每个教授所能指导的研究生数量，监督研究生质量；第四，由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专门资助研究生的项目。
2008年初，他们征集到国内外57位教授的签名，其中最后一位签名者就是吴瑞。
王小凡说：“这是吴先生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签字后１个多月，他就逝世了。这件事情成功后，我专门给参加签名的50多位教授发了一封邮件，说起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到他生命的最后，吴瑞先生都在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做事，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关爱中国学生
改革开放之初，当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后，吴瑞立即向中国教育部建议，世界
领域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人才，并说服美国数十所一流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最终促成“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的实施。从1981年到1989年，该项目连续派出422人。如今，许多CUSBEA学子已成为活跃于世界
领域的专家，王小凡是其中之一。
1981年冬，王小凡参加了第一届CUSBEA考试，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初赴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1992年初，他成为杜克大学药理和分子癌症系助理教授，是最早来杜克大学的华人教授之一，并在1998年成为终身教授。他说：“我一直非常感谢，邓小平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吴先生给了我留学美国的机会，我一生的命运因此改变。”
为表彰吴瑞在生物化学和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以及他在中美学生交流项目中的领导作用，1997年，新加坡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邓兆生提议设立吴瑞基金会，立即得到在美华人学者的积极响应。1998年2月，“吴瑞协会”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吴瑞为协会捐款约2.5万美元。协会在华人生物学家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为此，“吴瑞协会”于2004年更名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成为代表北美及其他地区3000多名华人生物学精英的专业组织。
2010年2月4日，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发布公告，宣布收到总数约36万美元的吴瑞遗嘱信托遗产，并将以吴瑞名义设立捐赠基金，支持更多优秀的中国研究生。
得知吴端遗产捐赠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一事，饶毅在博文《吴瑞先生的遗产》中写道：
“这个数字大于他遗嘱中同时给吴瑞任教的康奈尔大学的捐款……知道吴瑞生活情况的人，也深有感触，他平时自己生活节俭，他和夫人的住房可能不如所有他当年帮助出国的学生、现在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吴瑞心中对中国学生的关爱，一目了然。”
成就栋梁之才
20世纪60年代，当王小凡在乌鲁木齐上小学6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开始，学校停课，武斗结束后又碰到中苏边境问题，整天挖防空洞，他因此一直停学，之后就到河南南阳的工厂当工人。做了8年工人后，他通过自学参加高考，1978年秋季进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学习。
上大学时，他已经23岁，刚开始学英文；1981年冬，他提前半年与77届学生参加研究生考试，考取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研究生，之后参加了首届CUSBEA考试。
“我感谢吴瑞先生，因为如果当时没有这个项目，再过一些年，中美关系逐渐好转，也会有更好的交流，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就再没有机会到美国读博士了。”
王小凡认为，吴瑞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帮助400多位CUBSEA学生到美国留学。他一生中对中国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我们CUSBEA学生感谢他，其他相当多的学生学者也间接受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为中国学生出国打通了道路。因为当时对美国人来讲，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们对中国的教育水平和质量都不了解，吴先生将这个通道开通后，连续几届派出的学生都非常优秀。消息传开后，美国教授改变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他们知道中国来的学生聪明、吃苦、肯干，是从尖子里选出来的，要不然，大规模留学可能会晚些年才发生，美国大学要更晚一些才会知道，对他们的研究力量来讲，中国学生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所以说，吴先生和同仁的努力促成了大规模留学的局面。”
吴瑞的影响是历史性的。王小凡说：“‘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落后了很多，受前苏联李森科遗传学说（坚持生物进化中获得性遗传，否定基因存在）的影响，中国生物学更是重灾区，他一下子送出去这么多学生，确实不容易。当时国内没有托福和GRE考试，CUSBEA考试是由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联合出题，水平相当于美国一年级的研究生；他又花很大的精力说服美国好几十所大学接收中国学生，免去托福和GRE考试，免去报名费和学费，还为中国学生提供生活费。这是很难的，也很重要，这也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国策相吻合，当时，邓小平主张要派人出去。”
如今，许多CUSBEA学生已经成为各自所在学术领域的主流学者。比如，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王晓东1985年考取CUSBEA项目，成为美国得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霍华德·休斯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全职回国，出任北京
研究所所长；CUSBEA项目首批学生袁钧英，现在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还有许多人进入生物技术领域，成为制药业的骨干或领导，许多人正以不拘一格的形式推动国内的科学教育事业，促进中美学术与产业的合作。
CUSBEA传奇
2007年7月，吴瑞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CUSBEA项目25周年庆祝会，他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他们今天的成就很好，我的期望实现了。人才是长久的事，中国有一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25年的时间里，我做的这件事得到一些结果，这是我一生中可以骄傲的事，希望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2008年2月10日，吴瑞因心脏病在纽约逝世，享年79岁。
CUSBEA项目学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教授严聪在《悼吴瑞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他是我一生的贵人，中国生物界的贵人，乃至中美交流的贵人。他用一己之力开了历史的先河；他用一颗中国心架起了中美科技交流的桥梁；他用一双手播下了未来参天大树的种子；他用一个伯乐的睿智为世界生物界相中了几百匹千里骏马；他用一生的人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在这篇文章中，严聪回忆起与吴瑞唯一的一次会面：“我和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在纽约，第一次CUSBEA年会上。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学者，要和他讲话的人很多，我只能和他握握手，当他去世后，这仅有的一次握手显得弥足珍贵，仿佛他把接力棒交给了我。”
王小凡说：“我们当初来美国时是决定学成后回国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留在了美国，在大学里做教授或在公司工作。今天，美国大学里有相当多的中国教授，特别是在生物学界。尽管我们身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时时关心国内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5年前，我们不能对国内的科研情况作太多评论，因为在有限的条件下，许多事情想改也不容易。但现在，中国正处在上升阶段，大家都在注视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在这边也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但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科学界到底在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多大程度的作用？国家正面临转型阶段，正在着力解答如何从世界加工厂转型为依靠高科技带动生产力的科技强国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个关乎中国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科学家的责任就非常大了。”
2010年初，国内博士生们“调薪”的消息传来，王小凡非常高兴：“这件事挺鼓舞人的，说明我们合作努力，是可以将一些事情做好的，可以改变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王小凡担当着多种社会职务，他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生物化学期刊》副主编之一、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3年，他还将出任美洲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他说：“我们这些人当初都受益于吴瑞先生，我们的学术生涯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开创的。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想到是如何推动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发展，所以，我们更有责任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从各方面来做，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合起来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要以吴先生为榜样，为祖国做事，对祖国的事关心到老、关心到死。”
《科学时报》 (2010-3-31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