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宪（1893一l959），字陶民，是对生物化学做出卓越贡献的、世界著名的我国生物化学家，是我国生物化学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宪于l893年（清光绪l9年）11月24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老家。祖父吴维贞（1831—1903），父吴小铿（1874—1954），母粱蓉孚（1875—1919）。有兄吴铎（字哲庵，别名鐡庵，1892-？）和妹（名和年龄不详）。

童年时他因父母在外地，自一岁起即随其外祖母粱老夫人居住福州郊区，至六岁（1899，光绪25年）方重与其双亲团聚、生活，始入塾读经书，为他的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犹忆在1934年古人类学家Davidson Black教授逝世时，他曾写挽联悼念，挽词典雅贴切）。后入全闽高等学堂预科班（即今福州第一中学的前身），于l909年（即清光绪34年l2月）毕业。适清政府在北京创建留美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招青年学生，宪投考该班，被录取。在校学习一学期后，于l911年（宣统三年）8月，辛亥革命前夕，与同班62名少年男生由上海同乘轮离国去美国留学，9月4日到达旧金山。

宪出生时正值鸦片战争之后，其时我国连遭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不断割地，赔款，遍辟租界，倍受欺凌，尤以甲午战争一役，我国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国势极为衰颓。宪满怀爱国雪耻之心，愤于我国海军的落后，鉴于没有坚甲利舰，不可能保卫我国海疆，立志要学习造船工程。1911年9月他即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海军造船工程专业。在学时，他接触到新的科学思想，受到赫胥黎著作特别是《生命的物理基础》文章的影响，二年后（1913年）改变了他的专修为主修化学、副修生物学。1916年大学毕业得理学士（S.B.）学位后，他进入该校研究生院，进修有机化学一年，兼任实验助教，翌年（1917）转学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入名教授福林（Otto Folin）门下。福林教授是当年美国生物化学权威，对早期血液化学分析有重要贡献。他选择研究生素以綦严著称，但极为赏识宪的才华。宪开始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血液化学”。不到二年时间，已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并即发表在1919年美国生物化学杂志（第38卷第81-110页）。这一篇血液化学的经典著作，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宪于l91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Ph．D），其后得到奖学金，继续跟福林教授从事博士后的血液化学的研究。在博士后的一年里，他悄悄地独自完成了另一顼重要的血糖定量分析改进方法的研究。他的改进法远远超过了当时常规的Benndict法，用血量少，方法简便，数据准确。当宪将最终结果告诉老师时，福林说：“这值得第二个哲学博士”[①]。宪深知他的老师和Stanley Benedict教授既是好友，但又不满Benedict的血糖沉淀老方法，他们之间存在着感情上友好，学术问题上有矛盾的复杂关系，因此事先不告诉福林。

由这一重要的改革联系到一件多年后发生的一起有趣的轶事。1935年8月，宪和中国生理学会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参加第l5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下榻在红场旁的一家旅馆（Hotel Astor）。一天早晨去餐厅进早餐，宪见到一人走来，迎上去问：“您是Banting-Best的Banting吗？”。对方笑答：“是的，您是Folin-Wu的Wu吗?”宪点头称：“是”。这双方简短的、问候性的一问一答既体现了相互慕名，而更有背后的原因。在那时节人们曾认为，如没有吴宪的改进血糖测定法，Banting和Best的胰岛素发现会大受阻碍[②]。

福林教授与宪师生几年相处，使他们两位寡言者之间的友好情谊臻于成熟。所以对他们二人之间关系的称道，可以说，“不仅是同事，而且是朋友”。[③]

那时北京协和医学堂正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中华医学基金会筹备改建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在物色师资。宪接受该医学院的聘请，于1920年回国，担任生理化学助教。一年后（1921），他升襄教（Associate），主持生理化学教学工作，不久使生物化学从生理学科独立出来，单独正式成立生物化学科（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l924年与严彩韻女士结婚。同年越级晋升为襄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生物化学科主任。其时宪才三十岁。l928年，他晋升为教授，并自1935起兼任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任务的三人领导小组之一的成员，为该院中国同仁和师生向校方争取福利，改进教学尽了力，直至l942年1月协和医学院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解散为止。在任期间，他先后邀请美国Rockfeller Institute的著名生物化学家D．D． Van Slyke（1921-1923），Alfred E．Cohn（1924—1926）和A．Baird Hastings（1930—1931）等教授来生物化学科任访问教授，进行讲学和合作研究。

宪在建立和主持生物化学科廿一年间，积极地建设实验室，选择师资，严格培植青年，讲授生物化学课，继续他的研究。除医学院的学生外，他还吸引刚回国的青年化学家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先后达十余人，并接收进修生和研究生（fellowship student and fellow），约有二十人左右。他们后来或在教学、或在研究单位担任领导任务，并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一线献身，大都已为我国生物化学或其他化学学科方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科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出人才，出成果，在国内外声誉卓著。

自1942年1月协和被迫解散后，宪息影家园，埋首读书，练习书法，整理著作，但抗日之心，未尝或已。他不甘心苟安于敌占区，终于在1944年3月，出于积极支持抗日，发展科学事业之心，不顾艰难险阻，毅然接受重庆方面的邀请，离别家人，只身跋涉到重庆西郊歌乐山南麓中央卫生实验院内，筹组和领导营养研究所。他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总是亲临实验室指导实验，有时直到深夜。他克服重重困难，努力从事筹组，使得从起始只有十几人的营养研究组，扩展到拥有数十位科学家的营养研究所。同年8月，他作为营养学专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我国代表，被派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研究战后经济的恢复与重建的会议，会后并为我国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建设进行考察。l945年宪在任务结束后回重庆，时德、日已投降，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他向政府当局汇报美国之行情况后，返回北平，任营养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他暂选北平先农坛为分院临时院址，虽面对万分困难，仍积极罗致人才，筹措经费，添置研究设备。

1947年5月他应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的邀请，参加在英国牛津举行的第17届国际生理学会大会，取道美国至牛津，在大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脂醇类对蛋白质的变性率》文章，会后回至美国。

1948年宪曾应邀作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的访问学者。是年吴夫人严彩韻女士挈其二子三女离开祖国，经历辛苦、迂回的旅途，到达美国与宪汇合，全家重聚。l949年9月宪膺伯明翰，亚拉巴马大学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University of Alabama，Birmingham）生物化学系之聘，任访问教授。吴夫人亦在该院从事营养工作。宪对子女的教育素来关心，工作之余，不忘教授他们学习祖国的、有数千年历史的宝贵文化。在这简短的二三年中，他得乘机熟悉重同位素如¹⁵N和质谱技术在生化研究中的应用。二次大战后，同位素在生物与化学科学中的应用迅速发展，宪是敏于接受新事物的，虽已年逾不惑，但对新技术的应用，迫切求知的心情，始终不逾。

1952年10月，宪突然患心肌梗塞，因而不再能继续紧张工作，终于在1953年6月辞职退休。他先在麻省波士顿休养，l955年11月又迁居Brookline（MA．）自己的寓所，从事著作，并自修高等数学及西班牙文以自娱。他后来用自学的微积分结合新学的质潜分析于他和Charles Bishop博士等关于氮代谢的研究及其结果的解释中。1959年8月8日宪终与世长逝，享年66岁，终其身保持中国国籍。

宪虽于l947年以后侨居美国，但对祖国发生的情况，对二十年来费心所建设的研究室，对多年的科学研究——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的工作，都因日军的侵占而中辍、或化为乌有，这一切岂能忘怀。其眷恋祖国之心，亟图振兴祖国生物化学，为改进祖国人民膳食营养，增强民族体质、健康水平的心愿与努力未尝或已。据周启源尝云，吴宪教授生前写给他的书信中曾透露，仍想返回北京，而终因疾病缠身，未能如愿。

宪于l947年由英国回到美国时，遇侯德榜先生。侯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乡，是当时我国永利制碱公司的总工程师兼总经理。他们二人曾共商筹建一所“人类生物学研究所”。1948年，宪曾在美国筹措到经费，购买了一批精密仪器运回国内，并与麻省理工学院相商，培养一批中国留学生，此后曾陆续将所收集的图书资料寄回国内，为将来建所之用。他建所之念无时或忘，虽当病重之际，犹深切地怀念着。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老友、老同事，寄生虫专家许雨阶（O．K．Khaw）教授在宪逝世前不久曾去探望他。许教授在那次访问后曾这样报道过：“我的不速访问，使他回忆起他所眷恋的实验室、研究工作和家园，这一切都是在那遥远的祖国，具往矣！一时他显得神色沮丧，但是又立刻恢复喜悦的心情，因为他想到有四千年历史的祖国，曾经历了许多曲折，都能恢复，且赢得往日的光辉。今我们既未见其始，亦未见其终，无由乎沮丧。”[④]

吴、侯二人是同乡，吴与许亦是同乡，虽各有所长，但爱祖国与科学救国的宗旨和信念却是相同的。“人类生物学研究所”的计划虽成泡影，但宪的遗愿——通过科学研究提高民族健康水平，在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等所属有关研究单位科学家的努力，对中华民族的生物学问题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特别是预防医学方面有关增强人民的体质、优生、计划生育、营养等问题，均在历次科学技术远期规划之内，有的还列为重大研究项目，并已获得显著成绩。

宪的主要研究贡献可以归纳为临床生化、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营养学和氨基酸代谢五个方面。当然他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领域，诸如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

在临床生化方面，1919年宪的博士论文奠定了现代临床血液化学分析的基础，为之提供了重要分析手段，是有历史性创新意义的，在国际上长时间被广泛采用。宪被誉为国际血液分析的权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测验血中的非蛋白氨组分对病人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例如一次尿酸测定须耗血二十五毫升。而福林—吴的新方法只需十毫升血就足够包括尿素、肌氨酸、肌氨酸酐、尿酸和糖的测定。新方法的改革主要在于以钨酸（钠）代替以往的三氯乙酸或苦味酸作血蛋白沉淀剂，用亚硫酸钠保存尿酸标准液，用乳酸银沉淀尿酸，继之以磷钨酸比色，以及用改进Benedict法测定血糖。后者的要点，在于经钨酸去蛋白质的血滤液，用磷钼酸代替Folin—Denis的苯酚试剂，在酸性条件下测定糖。

在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方面，l923年在宪和Van Sylke等的合作和他以后的工作中，根据实验结果，在等渗透性唐南平衡（Donnan equilibrium）、与钾、钠不扩散的基础上，在每一呼吸循环中，为电解质与水，血浆与血细胞之问的迁移做出了解释。宪对其他体液如尿、唾液、脑脊髓液分析亦有长期研究，并做出贡献。

在蛋白质的变性方面，从l924年起，宪根据他和同工作者（严彩韻、林国镐、林树模、陈同度、黄子卿、刘思职、杨恩孚、周启源、傅鹰等）对蛋白质分别经过热、酸、碱、醇、振荡、超声作用产生的性质变化的实验结果，于1929年提出了蛋白质变性和凝集的学说：“蛋白质不能作为一条长直链看，而是一紧密的结构。蛋白质分子除有氨基酸以‘端端’形式相接的肽键外，尚有另外形式的键，使各链间横向相联，而这些横向键是很不稳定的。这些肽链可设想为短间隔之重复折叠，而形成三向的网形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形似晶格，而氨基酸分子（残基）代替了原子。变性是不稳定键的断裂，使紧密的蛋白质分子变为‘松散的’（diffuse）结构。表面变了，内部暴露了。这就解释了伴随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溶解度变小，酸性结合量增加，免疫专一性变化等。而凝集是蛋白质分子间由于不稳定键相联而集合……。”诚如后来蛋白质化学权威Felix Haurowitz在1950年评论说：“这是第一个关于蛋白质变性的合理学说”[⑤]。这也是一个对蛋白质变性作用的第一个明确的定义。此说至今六十年来，已得到从X-射线和电子衍射等晶体分析、溶液性质测定等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并发展成了蛋白质变性理论。

在此期间他还用渗透压法测试动物的血红蛋白在水溶液、60％甘油溶液和浓尿素溶液中的分子量，发现狗和羊的氧合血红蛋白的分子量在尿素溶液中不改变，而牛和马的则减少一半。同时，他还观察到天然的和变性的卵蛋白和牛球蛋白的分子量约为34，000的倍数或亚倍数，与现今对蛋白分子量所研究得到的亚基（subunit）结果是相符的，但他在约五十年前已首先观察到这一现象。似可以说，宪在当时已接触到蛋白质分子的四级结构。他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研究已开了头。

在免疫化学方面，宪从l927年开始了免疫化学研究以后，在这方面做出不少领先的成绩。他和同工作者（Li Cheng-Pien，郑兰华、萨本铁、周佃、李冠华、刘思职、王成发等），从以血红蛋白为抗原和免疫血清中的沉淀素的免疫反应开始，在十五年中进行了一系列免疫化学研究，包括从血红蛋白发展到I、II和III型肺炎球菌、西瓜子球蛋白，B型Friedlaender杆菌的抗原，到抗体与抗原的定量分析，抗体的分离。他是第一位用带色基团的血红蛋白，继而又用碘化清蛋白作为标记的抗原的入。这一标记手段是首创的。这种方法比用同位素作标记进行类似的工作要早许多年，诸如Haurowitz称誉“吴是第一位进行了这类分析的”[⑥]。利用这一方法，在其他蛋白质存在的同时，进行了抗原、抗体沉淀物的定量分析，从而确定了抗原与抗体之问的定量比例关系，是化学反应。宪成功地分离了免疫血清的I型肺炎球菌抗体，沉淀素，其后证实了抗体的“一元论”。

在营养学方面，宪由于对祖国人民健康体质的关心，认为膳食营养至关重要，从1927年起，宪和他的同工作者（严彩韻、陈同度、万昕、张苍颖等）先进行了我国食物系统分析，编著了《食物成分表》和《营养概论》（后者系与周启源合编，1929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40年再版。后来由吴夫人严彩韻对《营养概论》一书增补了新的营养学的进展，作了修订，于1974年在台湾出新版，发行）。宪和同工作者对素膳进行了系列的研究，通过数十代大白鼠遗传、饲养实验，比较了纯素膳与荤杂膳的营养价值及其对动物的生长、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寿命的影响，得出结论是：与西方人比较，我国一般人民的身材统计较矮小，健康较差，其原因在于国人膳食大都素膳，其蛋白质生物价值较低，含钙和脂溶性维生素较少。根据当时国民的经济情况，为了维持人民的健康，于l938年在宪的主持下，第一次制订了《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标准。鉴于当时国内生产落后，他企图从中国当时农业的实际出发，改造国民膳食的构成，以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营养水平，增强健康和体质。他还批判了个别西方人认为亚洲人身材矮小是遗传的、不能改变的观点。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个曾在中国多年的外国人竟胡说，中国人的肠胃已适应于素食，给中国只要豆粉即可，无需将奶粉等食品运输给中国儿童。宪愤而即时根据事实予以驳斥。

在氨基酸的代谢方面，宪在晚年（五十四岁）曾用¹⁵N一标记的氨基酸和其他有关的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代谢实验，将晚年所学得的微积分法和质谱法相结合应用于分析测定，从而提出了一项普遍原则，用以说明在这些实验中所得的关于排泄的数据。

宪对生化的新发展是敏感的，在三十年代初，雌性激素的新发现激发了他对雄性激素的探讨兴趣，和他的同工作者（汪猷、周启源等）进行了探索，从事一些生物活性测试方法，提取尿中雄性激素，测定排泄量。他们首次观察、测定雄性激素对阉鼠性器官组织和其他组织吸氧量的影响。他还曾拟从尿液以中间规模提取大量性激素。此外他和同工者亦曾试探过用精子注射雌性动物，企图达到抗生育的试验，实验虽遭失败，但对当时国外的一些成功报道的宣传提出了反证。

宪所进行的这些研究终因日本军的侵略全部中断，诚为憾事，但已为我国在这些方面的生化研究开了路。

亦师亦友的生物化学权威D．D．Van Slyke教授，于他在北京时见到正当黄金年华的吴宪的回忆中称颂说：“他的光辉闪烁心思，美妙技术，只有人们在他工作时节亲眼目睹，才能恰切地领略到。他是在当今生物化学开创中，伟大而有原始性的领袖之一。”[⑦]曾和宪一起工作的人都感觉到他的思想敏锐，见识深濬敢于探索。他曾对同工者说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为了将来能用人工方法制造具有生命的活细胞，平时要在这方面常作思考”。

宪的研究思路似从二条途径发展的。其一，由血的临床化学分析开始，转到体液化学分析，到蛋白质变性，到免疫化学，到其他方面如性激素等。其二，为了增进我国民族的健康，从北京人膳食分析和食物分析开始，到素膳的研究，到设计合乎民众经济的荤素混膳，到提出优化的营养，提高民族的健康素质以达到遗传的最佳限度，并由此想到“人的营养与健康关系犹如社会经济与社会健康的关系。在每一组织——不论是细胞或国家，其合作单元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其间的分工是无可避免的，而最主要的是协调、统一。但存在着一个优化的个体与集体功能的分工，如是才能产生各个层次生物的或社会的最佳健康。”这段话引自宪的《科学生活道论》一书遗稿中的《序言》[⑧]。他认为从电子、原子、分子到细胞、生物、社会是由低级到高级的组织演进，凡一新的高级组织诞生，就产生了新的力和功能，新的组织消失，其伴随的力和功能亦随之消失。

宪共有主要生化科学论文163篇，专著三种，其他有关科学与经济和政治的论文13篇（见《独立评论》）。

宪对生物化学的分支与教学亦有所创新。他首次提出“物理的生物化学”（Physical Biochemistry，现称生物物理化学）为生物化学的分支学科。实际上他以物理化学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应用于生物化学问题的解释和研究。他在研究与教学中很重视生物物理化学，这似与他早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年大学、一年进修化学所打下的基础和得到的启发不无关系，能在更广阔深入的分子水平基础上考虑生物的化学问题。根据他自己以后多年教学和国际生物化学的发展，他在1934年出版了用英文写的《Principle of Physical Biochemistry》（《物理生物化学原理》）一书（1934年北京友联书店出版）。在此以前国内外尚未见有这类著作。该书曾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正科医前期一年级生物化学课的课本。该生物化学课的第一阶段就是由宪亲自讲授物理生物化学的原理，并均有实验。内容主要包括化学平衡，质量作用定律（均相与非均相）、热力学和动力学、表面化学和电解质化学。这对协和学生说，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和实验基础。

生物化学课还包括糖、脂肪、肽、蛋白质、酶、核酸、激素等（即现称生物有机化学），代谢，血液化学，营养化学，电介质平衡，氧化还原和酸碱平衡等，各有专家担任授课。宪对学生实验极为重视，在生物化学实验方面与周启源合著了《生物化学实验》一书，于1941年由中华医学会编辑委员会出版，供协和医学院前期生化课实验用。

宪的生化学贡献为国内外科学界所推崇。他赢得了许多国内外科学组织的崇高荣誉。他是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和该院生理学顾问，中国化学会创始期会员，中国生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化学会会志》编辑委员（1935—1937），中国科学名词编审委员会化学组委员（1926及以后）。于1926年起，先后任《中国生理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常务编委、主编、中国生理学学会会长（1934）、中华医学会特组营养委员会主席。他曾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Sigma Xi 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热能需要量委员会委员。

宪勤奋笃学，治学严谨，持已以严，待人以诚，诚一代师表。其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以科学救国、提高民族健康水平为己任。宪识见超群．立论精湛，工作认真不苟，对他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亦本善意地指出，但亦不免因此遭到误会。他不论在教学、指导研究、为文著作、编审学会杂志文章，无不认真提出己见，认真推敲，加以润饰，务求逻辑严密，文辞妥善。后学青年得益匪浅，令人钦佩。

在科学研究中，宪对青年既要求严格，又很爱护，既对青年放手，而又不放任。他指导青年人做研究工作时，言语不多，但都点到实处。他为青年们指出方向，如对免疫化学、维生素、性激素的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与青年进行启发式的讨论，而具体工作当然都靠青年们自己去做。等他们的论文初稿写出，再一起深入讨论，然后要他们修改，不搞包办代替。他以身作则地教青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不懂就学就问，例如某研究生从文献上看到用阉割的雄鳑鮍鱼做雄性激素的生物测试非常灵敏，但不知具体阉鱼方法，宪便利用出国机会，向那位德国教授请教，学了回来教那青年。有位青年不会作阉鼠和切除脑下垂腺的手术，宪陪他去本院外科主任请教也作手术示范。一次，这位青年工作中不小心折断了一支进口的微量细胞呼吸器的气压计。当时这种仪器刚刚问世，国外亦初见，比较宝贵，但宪毫不发火，在问清楚情况后，只叫他送到玻璃工场去修好了再用。还请玻璃师自己仿制几套呼吸器。他如此处理，令人心折。他也允许青年出差错，错了要改，直到胜利完成。他还鼓励青年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他的科学管理和培养青年人是高效的。

他有句铭言，甞对同工作者讲：“我的座右铭是三真，即真知，真实和真理，求学问要真知，做实验要真实，为人要始终追求真理。”他的一生亦忠实地贯彻执行这一铭言。他有一颗图章上刻着“博学、审问、慎思、试验、明辨、笃行”，他既是这样用以自勉的，亦是这样身体实践的，并对出自古代《礼记，中庸》篇的格言，充实了科学的内容。

宪的爱国思想是可贵的。他的重要生化研究成果，对青年科学人材的教育和培养，以及对我国生化学的发展的推动，都是为祖国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宪身后遗下其夫人和三女二子。吴夫人严彩韻女士（Daisy Yan．1902-），南京金陵女子大学l921年毕业，B．A．，留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是H．C．Sherman教授的门生，专长食物与营养化学，1923年获硕士（M．A．）学位后即回国加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科。她不仅是宪的贤妻，而且是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好助手，参与了宪的初期阶段中国膳食营养研究，去美后，曾从事营养工作，任襄教，服务于St．Luke's医院营养中心及代谢组织，担任顾问。自1980年以来，曾两次回国探亲，并参加了金陵女子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她迄今仍健在，寓居纽约市。长子吴瑞（Ray Wu，l928一，Ph．D．）现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系教授，曾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和北京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在DNA的研究领域居于领先，有杰出的贡献，是国际知名的分子生物学专家。吴瑞教授近年来接受国内有关单位邀请，多次来祖国，从事学术演讲，合作研究，协助建立“生物工程技术中心”，招收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生留美，并又于l983年与母共同赠款设立“吴宪生物化学教授基金”，以表彰继续为中国的生化做出贡献的救授。次子吴应（Victor Wu，1931-，Ph．D．）是美国农业部（USDA）Peoria，It．地区的化学专家，在谷类蛋白质方面有大量的工作。长女吴婉先（Evelyn Wu Nelson，1925-，M．S．）系膳食师和中学数学教师，已退休，次女吴婉莲（Dorothea Wu，1927-，M．S．）是纽约Queens公共图书馆文艺与音乐科主任，三女婉明（Christine Wu，1929-，M．D．）系加州Veteran Administration放射科专家。

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取自下列文献和吴瑞教授提供的吴氏部分家史，作者与吴宪先生部分同工者的回忆、亲自见闻和体会，以及先生的故乡福建第一中学和同学会（原全闽高等学堂）所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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