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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岭谈教育：去教育行政化弊端 扬教育家办学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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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谈教育系列报道之五 |
《科学时报》：随着对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的行政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为解决这个问题，温家宝总理从2003年以来已5次提出“教育家办学”的重大命题。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任玉岭：我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关于行政化给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问题和意见。教育愈来愈行政化，已经严重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温总理提出的教育家办学，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需求。
20世纪上半叶，新式教育在我国迅速崛起，一批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纷纷投身到教育事业之中，如蔡元培、梅贻琦、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等，都举办有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学校，共同营造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名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教育境界。
因此，我非常拥护温总理的提法。教育行政化是体制弊端，应该将其放在教育改革的首要地位，加速推进；使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早日落到实处。
《科学时报》：去行政化的确是教育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但是非教育界的读者还不甚了解去行政化的概念，你能否对去行政化作一些解释，并举例说明行政化带来哪些危害？
任玉岭：去行政化，简单地讲就是不能以政府那一套行政模式来办教育。学校不同于政府，教育不同于行政，在今天以政府行政模式办教育的情况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就应该进行扭转，使其返璞归真，回到教育家办学的轨道上，这就是去行政化。
行政化办教育现在已经深入到教育的诸多环节，给教育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有以下几个方面。
体现在诸多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监管上。我们调查时，有人反映现在对学校行使管理权的职能部门多达20多个，包括税务、公安、土地、规划、城管、消防、卫生、科技部门等等，他们可以随时提出对学校进行评价和检查的要求。不管哪一个单位来，学校都不敢怠慢，不仅惊扰了学校秩序，而且增加了学校负担。
体现在校长任命上。校长在国外多是由董事会来任命的，过去我们的学校校长也多在学校内产生。而现在各级学校校长几乎都是由主管部门派出，从外面其他岗位“空降”到学校的。尤其是大学，进入21世纪后，“空投”校长和书记的做法愈演愈烈，引起了教育界和教师的纷纷质疑。一些部门把学校视为给干部镀金的升迁台阶，进行频繁安排和调动。有人统计，目前我国大学校长任期为4.1年，美国大学校长任期12.2年，大学换书记和校长就像走马灯一样。现在大学校长的配备，不是在学校争求意见，而是在主管部门进行“民意测验”。遴选的校长多出自政府部门，到任后必然是用衙门的习俗和作风管理学校，由此造成学校行政化不断增强。
体现在学校的级别设置上。现在我们把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例如大学，有副部级、局级、处级大学。有些管理人员也随着学校级别的提升，自认身价倍增，不可一世，官僚主义之风越来越重。自从副部级学校在社会上出现后，学校的官本位骤然上升。
体现在校长的工作上。北师大一课题组曾观察过37位校长从早7点到晚7点的工作，结果发现高中校长在校时间不足上班时间的1/4，初中和小学校长在校时间一半左右。这是因为做校长的既要参加各个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又要亲自接待各类检查评比，应付上级交办的应急任务。如此忙于行政工作的校长们，根本没时间与教师和学生接触交谈，很多真正教育上的问题被丢在了一边。
体现在学校内部管理和对学生的教学上。无所不至的教学行政化和行政干预，造成老师的课堂教学基本没有回旋余地，必须严格地按照“教学计划”走程序。如果哪位老师在时间、空间、内容和模式上稍有一点个性化，轻则被界定为“违反教学纪律”或“重大教学事故”，重则会招致想不到的祸灾。这种管、卡、压的管理，放在大学生面前实在是对学生的最大不信任和最大瞧不起。我在调查中，听到一位教师讲，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写的是《基于国际劳工标准的中国劳工法建设研究》，当论文完成时，指导教师出于谦和，将“研究”二字改成了“探析”。没想到行政管理部门对此坚决不同意，竟然要求学生必须重新修改开题报告，并要导师签字，补走一遍行政程序，否则将按教学事故处理。
《科学时报》：那么该怎样做才能去行政化，教育家办学又该怎样实现？
任玉岭：首先，要去行政化，就必须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教育行政化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用“铁板一块”可以形容了，要改变这种局面，会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既有部门利益，也有校长、书记的利益，还有外围有关部门的利益，甚至上级主管领导的利益。因此要去行政化谈何容易？正因为这样，在去行政化的改革中，必须从上面下决心，要看到现在的行政化给教育带来的危害，要提高这方面的认识，统一这方面的思想，真正将其提上议事日程。
其次，主管方面要向教育制度放权。为了尊重教育规律，就一定要向教育放权，学校的事政府要少管和不管。要让学校法人自由办学，让教师自由授课，让学生自由择课和自由发展。自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应该对此过度忌讳和防范。应该从教育着手，重视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如此，我国的教育事业才能创造更大辉煌，更多的杰出人才才能在中国出现。
第三，要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如前所述，学校定级是学校行政化加重的总根源。为此我们应该首先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校长的行政定级应向专业定级转变。学校应该实行校长负责制，正像温总理所讲，我们要实行教育家办学，今后的校长遴选应以教育家为目标。教育家当校长，应与行政脱钩，并按照专业职称提高待遇水平。
第四，要改校长任命制为公开招聘。校长任命制必然造成大批政府官员进学校；包括很多小学校，也成了安排乡、镇干部的好地方。各级学校校长的产生，都应该实行公开招聘，本校的干部教师应有权参与竞选。学校校长的招聘决定权，应该下放给学校党委会，由校党委会决定，在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一定把学术管理权交给教师。学校所有行政部门都要树立起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观念。教师应在校长的指挥下安排和完成好教学任务。
第六，为了逐步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一定要从上到下重视和营造教育家成长的环境和土壤。教育家不仅要有深厚广博的知识和对教育的丰富实践，而且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对教育、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爱。我们不能一提教育家办学，就认为这一目标十分遥远，一定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科学时报》 (2010-3-10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