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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玉岭谈教育：提升职教地位 宽松职教环境 |
|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谈教育系列报道之二 |
《科学时报》：近些年来，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问题，并推出了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诸多措施。根据你的调研，职业教育目前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
任玉岭：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党和政府从解放初期就十分重视职业学校的建设，兴建了不少专业技术学校，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一大批专业技能人才。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务院先后3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把职业教育摆上了教育工作战略重点。至200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已达14767所，年招生数量已达810万人，在校生达到2056万人，中等职业学校的规模已与高中基本相当。高等职业学院共有1184所，年招生规模达310多万人，在校生达到900万人。高等职业学院招生规模占到了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一半。
经过多年试验和探索，职业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其发展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我在贵州、河北、河南、广西、江苏等省区看到不少职业学校都办得相当不错，受到了社会欢迎。
《科学时报》：去年一年你为教育改革跑了不少地方，看了不少职业学校和职业学院。你认为在职业教育中目前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任玉岭：我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职业教育的位置过低。这里面有各级政府的认识和责任问题，也有职业教育本身的水平问题。
职业教育包括技能型高级技工的培养，服务型高级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以及技术应用、开发、创新方面的操作人才培养等。这种大众化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极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比精英人才的作用小。就像青岛港的杨振超那样，虽然他只是一个操作工，但他对技术的应用、开发和创新是精英人物无法替代的。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工厂和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技术应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并且已经开始不足和稀缺。因此，职业教育应该有它重要的位置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中国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的旧观念今天仍然驱之不散，并于职业教育中得以体现，使职业教育变成了另类。就拿高考招生制度来讲，高等职业学院被定位为第五批招生，这就是明显的歧视职业教育。虽然教育部多次说明了高职教育只是一种类型，而不是一种层次，但在招生时却规定三本录取完了之后，才能报考高职。这实际是在招生制度上就把高等职业学院定成了一种层次，而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类型，如果视为一种类型的话，就应该与其他高校平起平坐，让一些优秀的人才也能走进职业学院。
由于高考招生制度把职业教育打入了另类，必然使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大为降低，并波及到企业和社会的各方面。不少企业和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招用人时，往往都盯着本科毕业生，而较少重视对职业技能人才的招聘。另外，就是因为我国用人的制度和工资核定方面不重视操作人员的作用，第一线劳动者的薪酬偏低，或者是因为当了工人，就不能有技术晋升，这都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和抑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我最近在日本、韩国考察职业教育时，了解到他们第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人们的收入悬殊不大，所以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上职校和上其他学校并没太大的差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不存在什么层次问题。因此，人们对进职校读书的积极性不像我国这么低。
《科学时报》：也就是说，在对待职业教育的观念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向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学习经验。
任玉岭：没错。此外，职业学校的教学条件仍然较差，此中包括教师配备、教学设施、实习条件及运营经费等。
有些职校严重缺乏技能教师，我们考察的一些学校，有的技能教师是临时从企业聘任的，有的是兼职的，有的是刚从本校、本专业毕业的。总的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力量太薄弱，从学校到学校的多，有实践经验的实在太少。
从教学设施看，少数学校条件不错，配备有各种电子机械装置、数控机床、解剖汽车等等。但确还有很多职业学校因为自身缺乏经费，又得不到社会资助，学校内没有像样的教学设施，有的则因为设施的技术档次落后，学过的东西到社会上不能用。有的则因为设施数量过少，而“只能看、不能摸”，限制了学生的学习和实践。
另外，职业教育很重要的是为学生提供实习操作机会和条件。有不少学校找不到足够的、合适的实习场所。
总的看来，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参差不齐，悬殊很大，缺乏必要的标准和统一。国家应出台相应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特别要注意面上的扶植，仅做锦上添花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国内的职业教育存在死胡同。在国外也好，在我国解放初期也好，上职校的学生是可以有继续深造的机会的，尽管有这种需求的人数不多，但这个通道是畅通的。而我们现在，进入了职校就好像进入了死胡同，将一锤定终身。实际上这也是一些家长和学生不愿读职校的原因之一。
《科学时报》：你刚才提到考察了日本、韩国的职业教育，能否根据国内情况，针对你提到的突出问题，给职教发展提一些建议？
任玉岭：我提以下六点建议。
第一，把提高劳动者收入作为推动职教发展的社会抓手。通过对日本的考察，我深感要把职业教育真正推上去，必须要在职业教育之外的收入分配上下功夫。中国的普通工人，第一线的劳动者，收入过低，必然造成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必将抑制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高中的发展。迄今我国的亿万富翁之多仅次于美国，我国的人均GDP已超过了3000美元，而我们很多普通工人的收入还在千元以下，有的仅五六百元，这同日、韩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情况不改变，职校将很难办好。为此，必须重视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扩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改变我国招生中的层次划分，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尤其是高考招生，需尽快改变高等职业学院被定为第五批招生范围的规定。甚至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允许一些职业学校在统考之前进行招生，也可以像韩国一样不受国家限制，依学校的需要随时随地进行招考。
第三，拓宽职业学校学生的发展出路。对一些有志于进一步发展的中等职校生提供报考大学的机会；还可以像日本那样，设置一些技术性强的大学，专门招收职校生进一步深造，或允许高职专科毕业生到相关本科学校插班。
第四，大力促进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寄希望于教师配置与培养。应学习日本、韩国的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和选择办法。日本造就职业教师的育成体系要求，专业毕业生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后，才可以参加职校教师资格的考试，经发证后方可上岗。国家应出台职业教育的扶植政策，一方面要鼓励有一技之长的企业技术人员到职业学校任教；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有志于做职业技术教师的相关专业大学生到企业参与实践。
第五，鼓励民间投资职业学校，放开对民办职业学校的管制。应学习日本，对民间办学的规模、课程设置、招生数量、培养年限放宽限制，交给学校法人自己决定。国家可控制学生职业证书的发放和考试内容，以保证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质量。必要时，还要解放思想，放开外商投资，兴办职业学校，摸索外商投资办学的新路子。
第六，把国家对职业学校的投资用在刀刃上。现在实行的职业学校学生每人每年补1500元学费的做法，实际是为了激励学生报考职业学校。我认为这一做法有些脱离实际。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应该把这些钱用在刀刃上。把补贴金改为助学金，无需要的可以不补，有需要的可以申请——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确实困难，嗷嗷待哺，应成为助学重点。根据我们的考察，一些财政收入少、人口多的农业地区，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很差，国家应该拿出一些钱，为这些学校增加设备。否则，教学质量提不上去，学生的水平也难高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