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现在的校门还很简陋，而要去掉后面括号里的“筹”字，还有关键的一段路要走。方可成/摄
特区深圳想要一所好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带着深圳大学未竞的梦想，以改革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然而当理想触摸现实，一张盘根错节的教育体制之网，让它的每一步都迈得异常艰难。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仍然愿意接受这份校长任命？
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说：“很难说。如果当初知道现在遇到这么多困难，确实不太容易下决心。”
万事俱备，只欠学生？
10岁的山东男孩苏刘溢，仍然在等待他的同学们。住在南方科技大学30平方米的员工宿舍里，他是这所新大学目前唯一的学生。
苏刘溢是今年最小的高考考生，成绩是566分。但他没有选择高校名录上的任何一所大学，而是南下深圳，参加了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为他举行的单独面试。按照原计划，苏刘溢应该在今年9月入学，成为南方科大的首批学生之一。
然而，时至今日，他依然孤单地住在南方科大的宿舍里，陪伴他的只有母亲以及负责辅导他自学的老师。由于迟迟未得到教育部关于筹建学校和招生计划的正式批复，南方科大的招生活动一拖再拖，开学日期也一延再延。苏刘溢的身份，也只能被定位为“预招生”，而非正式学生。
经历了三年筹建，南方科大的教师、课程计划、宿舍、食堂等都已到位，万事俱备，只欠学生。
最新消息是，教育部已经批准南方科技大学正式筹建。不过按照规章，要想正式招生，还需要等待漫长的三年。
智力超群的苏刘溢可以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南方科大要想像他一样，用“跳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却要困难得多。“我们在做一件现有的教育法规和相关政策根本不许可的事。”校长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64岁的朱清时，2008年从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位置上退休。一年后，他被南方科大校长全球遴选委员会相中。2009年教师节，朱清时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就任南方科大创校校长。
甫一上任，他就提出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理念，广受关注。但现在，这些改革的理念却遭遇制度障碍，难以推进。
深大前车之鉴
南方科大碰到的制度障碍，在深圳已有前车之鉴。
深圳特区对一所好大学的渴求由来已久。深圳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深圳高等教育规模位列全国计划单列市的倒数第一名，不如青岛、大连，甚至不如宁波。
基于这一缘由，三年前，深圳市政府将建设南方科技大学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所学校的榜样，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是一所真正意义上“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大学，办学十几年，已在各类排行榜上跻身亚洲三甲、世界前五十。
有人将其“速成”的秘诀总结为两个词：钱和制度。这所大学创办资金近20亿美元，庞大的数字让议员们吵了不少架。白花花的银子配以现代化的大学管理制度，最终令教授和学生趋之若鹜。
深圳并不缺钱。深圳的财政年收入即将超过千亿，花几十亿人民币建一所大学，不是啥难事。南方科技大学能否成功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经验，制度是关键因素。
创办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正是因为无法突破内地的制度束缚，而最终“泯然”众校矣。
这所深圳的第一所大学，当年也曾寄托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梦想。当时深圳财政年收入仅一亿多元，却拿出一半的钱办大学。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喊出豪言壮语：“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大学是建起来了，但却与最初的理想渐行渐远。校长章必功说：“深圳经济的发展坐了特快列车，深大坐的是教育体制的马车。”人事制度僵化，官本位严重，学术泡沫抬头……深大经济学院院长陶一桃曾希望引进一位水平高的新加坡教授，却被人事制度卡住。大一统的学位管理制度，也让深大的发展迈不开步子。直到2006年，深大才获得博士授予资格。此时这所以改革创新为理念的大学，建校已经23年了，“东南亚学术明珠”之梦也付之流水。
不做体制的乖孩子
从一开始，南方科大就带着深圳大学未竞的梦想，以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
2007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工作。次年，校长选拔工作开始，一下子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这是一场动用了猎头公司的全球遴选，和“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的传统体制比起来，意义不言而喻。
不过，猎头公司并非遴选过程的全部，也无决定性作用。一位参与组织遴选工作的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准确步骤是：由猎头公司和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委员会主任，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遴选委员会不是市委常委会，更不是科长处长组成的，里面专家学者的比例超过70%。”这位负责人说。
最终，委员会选择了朱清时。这似乎是理想与现实“接轨”的最佳选择。朱清时是信奉改革的教育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曾以坚决抵制扩招、无视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等赢得声誉。同时，他是一名中共党员，“政治上靠得住”。
朱清时本人也懂得利用这种身份推行改革。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兼任南方科大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样，就不会违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事实上，当时朱清时并不愿意出山，最终打动他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为了“去行政化”，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
具体而言，条例中将设计理事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
这在内地尚无先例。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地区立法，拥有了自己的条例。在条例保护下，香港政府虽然对学校建设斥以巨资，但对学校的干预却几近于零。“有了条例作为法制基础，就能保证不管我后面来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个目标走。”朱清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