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到哥本哈根的无果而终不欢而散，再到日本在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上上演的闹剧……气候变化这个词，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变为环境、科技、经济、政治和外交多学科领域交叉的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
在这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中间，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呢？
近日，在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06场主题报告会上，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作了题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的演讲，从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角度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由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和著名理论家郑必坚于2003年共同倡导发起，宗旨为从国家战略角度思考科学与人文、从科学与人文角度思考国家战略。
论坛邀集中国高层领导、外国政要及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专家，就人们共同关心的政治、科技、经济、外交、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和交流，致力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贯通。乔治·布什、李光耀、王岐山、曾培炎、杨振宁等都曾在论坛发表演讲。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给出的结论，20世纪后半叶可能是过去1300年中气温最高的50年。过去100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0.74摄氏度，并且北半球气温上升得更明显。
那么未来的气温又会如何变化呢？郑国光说：“这个问题目前还在研究当中，还存在许多不同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21世纪，全球气温受气候惯性影响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影响气候的因素太多了，有人类活动影响，更多的是自然的变化。”郑国光补充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气候变暖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但郑国光认为，从整体上来说气候变暖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变暖以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明显增加，这就对防灾减灾、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提出了很多挑战”。
郑国光认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气象灾害增多和增强的趋势带来的经济损失很明显。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西南地区发生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特大干旱；今年初，新疆北部发生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雪灾；5～7月份，南方地区连遭暴雨袭击，吉林遭受了近50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甘肃舟曲两个小时突降暴雨96毫米，引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今年夏天，全国167个城市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有人说这种状况和气候变暖没有关系，或者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这件事，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气候变暖背景下，这种极端的气象事件可能会频发，我们应该有相应的防范和应对。”郑国光说。
“气候门”不足以推翻此前结论
2009年11月，一名电脑黑客截获了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小组成员之间的电子邮件，其中有科学家开玩笑称要篡改有关数据，以夸大气候变暖的事实。
此事被媒体称为“气候门”事件，“气候门”披露后，IPCC立刻成为众矢之的，许多人因此指责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结论有造假的嫌疑。
郑国光认为，东安格利亚大学的数据可能有夸张的嫌疑，但并不能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
事实上，针对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质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IPCC主席Rajendra Pachauri委托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AC）组成了12人的独立调查小组，对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展开调查，中科院院士方精云也是成员之一。5个月后，小组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显示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总体上是成功的”。
郑国光说：“气候变化的事实及其影响是建立在众多科学阵地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个别科学家的不当行为和评估报告存在的失误，不足以推翻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总体结论，也不足以影响IPCC报告的权威性和贡献力。”
“我是IPCC的中国代表，如果就这样推翻IPCC报告，我也会感到很委屈。”郑国光介绍说，IPCC报告的评审过程非常严格：初稿编制出来后，先分发给科学家评审，修改后发给各个国家的首席代表，代表组织本国科学家进行评估；意见反馈回去，IPCC再进行修改，然后再提交给各国首席代表，再组织评审；直到统一意见后，还要逐字逐句对评估报告进行会议评审，最后形成评估报告发布。
风口浪尖上，中国怎么办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世界第一，人均排放也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国对中国已是步步紧盯。而在国际社会上，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已经由最初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争夺演变为国家发展权益的争夺，现在更是成为了国际政治主导权的争夺。
“中国已经处在气候变化问题的风口浪尖上，可以说是进退两难。”郑国光说，“中国既要负起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又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益，这里面的艰巨性、复杂性可想而知。”
郑国光坦承，目前我国人均GDP的排放量确实比较高。据统计，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但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这样巨大的落差和我国以往的发展方式有关。不过郑国光认为，这也说明了我国在“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发展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后，我国陆续关闭了许多高能耗的工厂设备，也出台了许多促进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低碳的理念也已经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一五”期间的节能目标也有望得到全面落实。
“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国家是认真的，这方面的成效国际社会也是认同的。”郑国光总结称，“在这问题上，我国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的结构和质量至关重要。”
与郑国光的论断相关联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特别强调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努力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而10月份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也专门提出要把大幅度降低能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季度性指标，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我国的核心利益是保持国家的发展权益，争取应得的发展空间。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就这一问题，郑国光提出了5项建议：第一，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国内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第二，提高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建设；第三，加快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法制、体制和机制；第四，加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能力；最后，提高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和能力。
“就像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环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郑国光最后表示，“气候变化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是企业的事，更是科学家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所以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科学时报》 (2010-12-14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