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不断批评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因为这一制度加剧了已有的教育不公平。获得推荐权的那些学校，绝大多数设在省会和沿海大中城市，占据了极大的教育资源，学生也多来自从小上得起各种补习班、缴得起择校费的中高产家庭。普通百姓和穷人的孩子从此更和北大无缘。最近我出版了《北大批判》一书，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三十年前我上学时的北大的回忆。从中读者恐怕不难看出：当时的北大，为来自各种阶层的学生所聚居，比现在公正得多。这也是北大优异的一大源泉。
要维持北大的优异，就必须在学生群体中保证社会经济阶层的多元化。毕竟，北大是培养未来领袖的地方。这里的所谓领袖，不仅仅指的是政治领袖，而且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领袖。作为领袖，要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相当的理解力和感召力，能够提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如果北大全被那些从小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环境中长大的重点中学毕业生所占据，校园就会逐渐“宫廷化”，培养“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式的人物。如果日后我们的社会由这样的人来领导，那实在不得不让人心忧。
几年前，北大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中一马当先，口口声声要学习美国的研究性大学。那我们就不妨看看美国的一流大学在招生时是怎么做的。
常青藤目前的普遍规矩，是给贫困生和弱势阶层子弟提供各种优惠。这不仅体现在奖学金上，也体现在弱势者在同等分数的情况下，大多能把富裕阶层的子弟挤掉。而且，美国的好大学都投入大量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这些贫困、弱势阶层的学生。
比如，每年哈佛根据自己的信息系统，给目标之中的贫困高中生发出75000封信，鼓励他们申请，告诉他们哈佛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哈佛和另外三所学校(杜克、乔治城、宾州大学)的代理人，每年访问130个美国城市，搜罗这些“非传统的学生”。哈佛自己的录取官员，也亲自到许多城市寻访。另外，有上万名哈佛校友当志愿者，就地对申请的学生面试，给那些没有条件旅行到哈佛校园的学生大开方便之门。哈佛录取部院长William Fizsimmons，被称为是美国大学录取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自己就是6岁当报童的劳动阶层子弟，60年代读哈佛时是十几个拿奖学金的穷孩子之一，读书时每周依然要花十几个小时打扫办公室和宿舍，后来拿了教育学博士，一路升到哈佛的录取院长。他跑遍全国，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鼓励那些从来不敢想哈佛的普通百姓的子弟报考。他还亲自说服了许多富裕的校友捐款资助贫困生，哪怕这样做会使他们自己的孩子进哈佛更困难。
北大为什么不能建立类似的贫困生搜寻体系呢？作为北大毕业生，我向母校建议：主动到办学条件最差、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行政经费一年还不足二百元的偏远农村去选材。选拔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招来后给予优厚的奖学金、到北大附中寄宿读两年高中，学业合格后不必经过高考而直接升入北大。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孩子过去缺乏教育条件，虽然有巨大潜力，但毕竟耽误了太多功课，很难和那些重点学校的城市子弟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两年高中，则给了他们重要的过渡期，保证他们能够适应北大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学术环境。（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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