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硕士、博士，到教授、院士、大学校长，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不断被揭发出来。但是，一方面，这些被举报的不端行为很难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得到一个切实的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是社会公众都有能力分辨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曝光后，在面对所涉及人员为校长、院长、院士等人士时，监督处罚依然无力。
“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拿学术造假者没有办法。”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在今年两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他指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没有被授权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调查，“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倡导一下，呼吁一下”。
学界官员尚且如此，个人学术打假的艰难就更不必说了。
这不禁让公众感慨，学术不端行为到底该由谁来认定？“零容忍”为什么只是口号？
学术造假几成显规则
今年年初，有“学术测谎仪”之称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开始登陆全国高校，检测的结果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不查也知道，一查真麻烦。”武汉一所高校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导师张胜（应要求化名）告诉记者，在应用此系统检测硕士生毕业论文后发现，问题异常严重，“复制、粘贴”者大有人在。
张胜说，对此学校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部处理面太大，但也得做出点姿态”。最后，该校“分类型、分程度”分别给予违规者以取消学位、重新答辩、修改论文等处理意见。
学位论文中的不端行为，也许只是当前学术不端行为冰山之一角。
7月10日，中国科协发布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这份问卷量达3.2万人次的报告展示出一幅更加“宏大”的图景：调查显示，55.5%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投”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
造假行为几成学术科技领域“显规则”。西安交大退休副教授陈永江告诉记者，自己所在专业6名教授曾联名举报一名长江学者学术造假，学校领导前来做工作时的一番话让人感喟，“西方发达国家也有30%左右的学术不端，何况我们发展中国家呢？沿海地区70%到80%造假，西北的老实人还要打假，学校以后还怎么发展？”
“上梁不正下梁歪”，6位举报教授之一、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退休教授杨绍侃说：“如果我们教师都有抄袭、造假、捏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那我们还怎么敢理直气壮地处理学生考试作弊？还怎么跟他们宣扬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
“风气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严重侵蚀了年轻一代的学术心态。”陈永江说，也正是在这种担忧之下，他才不顾各种压力多次举报造假。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往往一起举报案公布后，都有师生愤愤不平：干吗在一些小事上找高校老师麻烦，跟我们过不去？！看看周围，无数的贪官，无数的造假售假者，造成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社会巨额的损失。与这些相比，高校老师的一点剽窃……
就在陈永江所在的学校校园网上，有网络跟帖认为：这种举报是“吃里扒外”。
“外界不穷追猛打，谁会自曝家丑？”
一年前，湖北一省属高校体育学院副院长杨明（化名）分管学院科研工作。尽管在他任期内并没有处理过学术不端行为，但对学校和学院的相关规定却熟记于心：“学校面子大于天，一旦有举报，小范围处理。”
当学校一级接到有关不端行为的举报时，如何处理？记者采访了多所高校，发现程序基本相同：接到举报后，学校领导会责成监察、纪委或学术委员会调查核实，如举报属实，会在被举报人所在单位小范围内公布处理结果。
“只要不是校外举报或社会舆论‘穷追猛打’，处理结果的知晓范围很小，就像蜻蜓无意中掠过水面。”张胜多次参加校内外职称评审会和科研成果鉴定会，据他的观察，举报不端行为多集中在职称评定、成果报奖、升官晋级等关键时刻。一旦调查属实，大事化小、“赖着不管”是常用的手段，大不了职称下次再评，不予报奖，暂缓提升。
不端行为接连曝光的同时，偶尔有个别大学校长“自曝家丑”。在张胜看来，这恰似一则冷幽默：“在当前体制下，‘自曝家丑’的校长肯定是面临退休或离职，在任的校长承受不了背后的压力。”
著名学者方舟子就发现：这么些年来，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发后，除了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兴荣教授被指严重抄袭后主动辞职，还没有听说过其他任何一起主动辞职的情况，“胡兴荣还是外籍教师（原籍马来西亚），内地不但没有听说过谁主动辞职，相反往往还会狡辩，辩护的人也很多，什么荒唐的理由都敢拿出来说。”
校方的暧昧态度助长了学术造假行为
“面对不端行为不做严肃处理，这是集体功利主义在作怪。”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邵士权从事高校管理多年，他说，特别是知名学者出现不端行为时，一旦公开处理，人才必然流失；但正是有集体功利主义庇护，个人功利主义才拥有生存空间。
在他看来，时下对高校的评价体制，也助长了高校对校内学术腐败行为的容忍和包庇。
当前，学术成果与项目、资金等种种优势资源紧密挂钩，为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校方会千方百计地做大学术成果的蛋糕，而对学术腐败行为能忍则忍，能捂则捂。一些学校为了达到扩招、硕博点申报等目的，对学术腐败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以至于，一些人的学术腐败行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校方仍装聋作哑，或低调处理，或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或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方舟子认为，科研造假大量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科研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大笔资金投入进来。因此现在的造假，很大程度跟经济利益有关。
方舟子说，更可怕的是，学术造假问题已不是一种个体行为，某个人得到的好处不仅是给本人的，而且也是给学校的和某个利益集团的。“现在造假获益很大，风险很低，为什么不去造？而且，现在学术腐败跟国内的其他腐败一样，很有基础。很多人痛恨腐败，不是因为痛恨这种现象，而是痛恨没有腐败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机会，也去腐败。”
外界的干扰和压力也直接影响高校在学术不端行为处理上的态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曾在全国两会时表示，当今可能很多大学为获取某些资源，会屈从于权势、权威，但大学不应这样，不论怎样，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屈从。
造假频发凸显机制缺陷
“造假案不断浮出水面，固然和学者自律和学术道德建设存在的弊端有关，但关键，还在于学术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当前学校的学术打假主要针对硕士生，一旦发现他们抄袭马上可以取消他们的硕士学位甚至开除，“其实他们很弱势，最核心的应该是教授、领导。”
熊丙奇认为，这恰恰暴露了当前学术委员会的致命弱点：它是不能独立运作的，因为它所在的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平衡，它往往受制于行政力量。
方舟子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难得到处理，关键在于科教体制的问题，“体制上，我们的学术权利都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但对于部里的司长和处长而言，科研搞得好不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是被安排在那样的位置上管理这些资金而已”。
方舟子说，学术共同体要能够自我净化，学术的权力就应该掌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且是真正的活跃在第一线的科研人员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手里，“如果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净化。”
西南交通大学处理副校长黄庆论文造假引入第三方的做法让熊丙奇眼前一亮。该校刚开始揭露这个事情之后就请了校外的专家，进行盲审得出结果，学校还成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再投票，最后让校外专家进行了一个鉴定。“这成为国内学术共同体无法正常发挥效用之后的修复。”
熊丙奇说，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则成熟的哈佛、耶鲁、剑桥如果出现这种学术不端，只要是有这种苗头，那么这个学者马上就道歉辞职了。
“学校和社会之间还是应该有个防火墙。”熊丙奇说，不管社会有多少不诚信问题，都不是高校学术不端的理由。国外大学一直强调一种相对独立性，就是不希望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它的独立性来影响社会。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的灯塔作用正在越来越淡化。“我们曾经说过教授有学术的尊严，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是象牙塔，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就会加速社会整体的迷失。”
方舟子相对要乐观一些，他认为，学术腐败不只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它是跟其他领域的造假和腐败纠缠在一块，不是学术界本身在搞的，各方面因素都掺杂在其中。”（实习生黄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