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问题重重，当下几乎被国人万炮齐轰。大学因此也成为众矢之的，而大学校长则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总是想起当年的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张佰苓等人，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就没有这样一些给大学以精神的校长呢？

 

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也是有苦难言。他们虽是堂堂一校之长、法人代表，但是在自己的校园内究竟能有多少作为，是说不清楚的。

 

首先，每个大学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与校长是什么关系？没有人明确知道，不像校长与副校长、校长与处长，那种关系是十分明确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此可见，校长不是大学的最高长官，但负最高责任。大学的最高领导是党委，党委书记是党委的召集人和党委会议的主持人，对于党委会议具有首席长官的地位。有些书记常常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了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际上成了大学的第一把手。然而，书记却不具有法律上的责任人地位。于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就出现一个滑稽的现象：书记排名一般在校长之前，但对于大学却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校长不是第一把手，却要对大学全权负责。校长在这个法律框架下，与书记的关系就比较暧昧，无法较真。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校长心里没底。校长与书记之间的权限和义务常常是由个人的能力或性格来决定，而非由法律或法规来确定。有些大学里是校长“领导”书记，有些大学是书记“领导”校长。这是中国大学特有的风景。

 

其次，中国大学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大学里的基本事务都必须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指令执行。比如，每个大学每年的经费，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名额，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的比例）的编制，博士后的人数等等，都是教育部的计划安排，铁板钉钉，大学不能越雷池一步。国家推动“985工程”之后，有大量的教育经费转变成教育部的项目基金，让各个大学去竞争，其实是让大家去搞“公关”，所谓评委专家，也是教育部指定的，最高权力实质上在教育部手中。甚至学术和教学评奖，也是教育部分配名额给各个大学。大学的校长实际上只是教育部这个“磨”上的一头“驴”，睁着眼是这样走，闭上眼睛也是这样走。因此，中国大学里的一些“怪事”其实一点也不怪——教育部的领导，不用说部长、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就是一个处长、副处长来到一所大学，也是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大学校长们能奈他们几何！

 

此外，中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党、政、军各个部门一应俱全，除了教学科研的行政机构例如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等以外，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武装部等，安全保卫、道路交通、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居民委员会等等亦有常设机构。学校每个人员的生、老、病、死也依赖学校，还有附小、附中、医院，加上校办产业、公司宾馆等等。所有这些部门每天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其工作量可想而知，每个大学校长无不对此感到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至于每年的大学招生、毕业生就业，教师的职称评定，干部的考核升迁，这都是学校的核心工作，校长们不仅要在媒体登台亮相，激情演讲，比试魅力，还要像居委会的老太太，春风化雨，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例如征地造“大楼”，引进人才，制定规划等等，无不让人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大学校长的境况是何等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学者肯定不愿蹚这个浑水。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只会用于科学和学术研究，而不会消磨在这些繁琐的事务上。至于用大学校长的头衔来谋求学术界和科学界的虚名，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一个有抱负的教育家也不会担当，因为他深知这样的环境和情况只能无所作为，不仅让他的满腔热情化为乌有，还会使他的英名毁于一旦。那么，大学校长其余的人选就可想而知了。

 

当下的大学校长，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一个“官”。一个在仕途上有追求的人，可以由此而获得副部级、司局级的官位，因而可以获得相关的利益，而其他的理想、抱负则无从谈起。而一个官员来做大学校长，却会获得很多官场之外的好处，例如“教授”、“博导”等专家学者的名头。当然，不能否认，在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确实有人在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年华。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学里“蔡元培”们已经难见踪影。

 

对于中国大学校长的清醒认识，可以让我们对于很多事件释怀。比如，为什么很少见到大学校长们对于教育的真知灼见？虽然作为一校之长的大学校长实际上难有作为，但为什么人们趋之若鹜，梦寐以求？

 

浮在表面光怪陆离的现象，反映出中国的教育灾难之深、之重。如果我们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危机意识，不下决心进行根本的制度性改革，培养尖端人才就只是梦想。

 

《科学时报》 (2009-7-28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