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大学校长、院长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行为不断被媒体披露。这些现象表明，大学中的虚假教学、虚假科研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试想在校长带头“抄袭、剽窃”的情况下，这些学校中还能有什么公理？以这样的教育环境熏陶学生，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国一些冠以大学之名的高校，几乎都没有能够让大学成其为大学的本校“宪章”，也不理解“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论大学理念和教育境界。其治校者们别说是否为胸怀自己独特教育理想和理念、在治校上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了，就是能称得上教育内行的人可能都不多。在他们心目中，教学是前现代水平的“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灌输性教学；科研是多少核心期刊论文、多少国家或省市级奖项、课题的“数字化”目标；教育和教学管理理念是以服从为主旨的科层制原则，管理方法则基本上沿用现代企业的标准化方式，教条化、功利化、庸俗化成为许多大学文化和精神的显著特征。

受这种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不少教师的工作志趣不是教育理想、信念和事业，而是谋生和晋升。教学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科研是为了评职称和科研业绩。因此，虽然各校都有庞大的教学管理机构和数量不少的管理人员，有数量不少的教学工作会议和研究活动，但教学的观念却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教学质量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教育和学习风气没有实质性的好转。

科研工作也一样，虽然各校都有几乎“千篇一律”的科研标准，但这些标准却不判别教师的科研成果是否具有“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的原创性能力，也不具有激励“创造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的制度性功能，而是将“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成果与“凭版面费发表的论文、用赞助费出版的著作、靠‘公关’获得的课题”混杂在一起，使教学、科研的内涵鱼龙混杂，评价标准浑浊不清，失去内在的品格和精神，成为渗透了世俗意识和行为的功利性活动。

在这样的大学文化和精神氛围中，许多人的教学是一种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无效教学，其极具普遍性的照本宣科教学方式与“划重点、背答案”的应试性考试方式“相得益彰”，不仅造成了大学中司空见惯的“逃课”现象，也造成了许多学生“大学四年没有学到知识”的叹息。若以这样的教学为标准评审教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科研方面，可以说问题就更多了。不仅版面费、出版补助费换来的大量学术论文和著作的真正价值难以辨别，对以期刊规格为基础的所谓权威论文、省或国家级课题和奖项等方面科研成果的奖励制度，更使人对科研工作的方向和原则难以把握，趋官趋权代替了求真求实。遍布校园内各个层次的“复制、粘贴”论文、成果现象，通过近期被媒体披露的几位大学校长及副校长的“抄袭事件”，更是显露了科研虚假问题的严重性。拿这样的科研来讨论问题，能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大学问题的根子并不在大学自己，而是源自于我国长期坚持的统一性大学制度。这种制度在使大学具有高效率和统一化特征的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教育本然的灵魂和活力，使大学在精神上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在品格上成为没有操守的投机者。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成为大学精神和灵魂的显著特征。在大学本质上是属于大学人自己的时候，其中的任何欺骗或作假行为，都是对大学人自己的伤害。就像父母不会容忍、更不会纵容子女说谎一样，大学会容忍自己的教师或学生说谎或作假吗？为什么现在的大学会容忍甚至纵容自己的教师或学生作假呢？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学是国家的，与自己关系不大。为了本校或某些个人的利益，他们可以和教师合作起来欺骗国家，甚至用行政权力命令教师和学生作假，以换取他们需要的好处。在国家方面而言，由于主事者的思想局限或能力原因，他们没有认识到教育事业及大学活动的特殊性，以简单化的方式管理教育和大学，以行政领导干部的标准选拔和任命大学校长及其他领导人员，致使大学中的领导方式出现偏差，形成大学不像大学而像市场、官场、名利场的现象。

我国大学进步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以公开选聘的方式聘请对教育有远见卓识的、真正的教育家担任大学校长，再由他们主导建立教授会等教师的自治性组织，由他们主导建设清纯的教育风气，聘任真正的符合大学教学和科研要求的、“热心、积学”的教师，真正提高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品质，使人们有条件在真的基础上讨论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问题，讨论教师和教授权利、责任、操守、信念等教育的基础性问题。

由于我国大学还背负着巨大的历史包袱，因而其“治本”之路是复杂和艰难的。大学中积聚了太多的文化污垢和精神垃圾，对大学思想和理论发展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大学若要治本，则需要彻底地更新教育观念，彻底清除这些思想污垢和文化垃圾，建立真正的符合大学活动规律和思想逻辑的现代大学制度，使大学的发展建立在坚实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之上。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7-17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