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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宪：办好学术刊物重要性不亚于“973” |
| “希望中国办出在国际上站得住脚、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
2008年，年近90岁的徐光宪院士在《中国科学》编委会换届时辞去了《中国科学B辑：化学》的主编和《科学通报》副主编职务。
“我年事已高，精力不够，可能会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应该让较年轻的院士来承担这个重任。”徐光宪向《科学时报》记者道出了心里话。
已担任《中国科学B辑：化学》主编和《科学通报》副主编20多年的徐光宪对这两份刊物有着难以言表的深厚感情。卸任之后，徐光宪仍对“两刊”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
徐光宪心里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国能办出一种或者几种能在国际上站得住脚、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在徐光宪看来：“办好一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刊物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一个‘973’项目。”
跟国外接口的中国期刊
徐光宪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1948年初赴美国留学，1951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并兼任燕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回国之后的徐光宪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对于国内的学术期刊，徐光宪自然也有所关注。
徐光宪印象最深刻的是，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国内最好的学术成果几乎都发表在《中国科学》上。
提到这些学术成果，徐光宪如数家珍，像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生化所等单位合作完成的“结晶胰岛素的全合成”；70年代，陈景润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吴文俊被国际同行誉为“吴方法”的“数学定理机器证明方法”；生化所、生物物理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唐敖庆等完成的“分子轨道图形理论及其应用”等，而尤其让徐光宪印象深刻的是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对中国科学家来说，《中国科学》等一批重要的学术期刊是当时中国科学界跟国外接口的重要期刊。”徐光宪回忆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徐光宪在学术研究上同样很有成就，其研究横跨物理化学、核燃料化学、配位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等领域。50年代末，他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研究，提出萃取机理的分类法，准确测定大量溶液化合物的稳定常数和两相萃取平衡常数，为国际手册收录。1976年，徐光宪提出串级萃取理论并在全国推广，把我国稀土萃取分离工艺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
“当时我提出串级萃取理论，有两篇很重要的文章，也很想投在《中国科学》上，但最终还是没敢投，转而投在了《北京大学学报》上。”徐光宪回忆说，尽管当时他对自己所提出的萃取理论很有把握，但一般来说，发表一篇原创性的研究论文，要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需要较长的时间。
几十年过去了，由于为国家和人民培养了一大批教学和科研人才，并在物质结构、量子化学、配位化学、萃取化学、稀土科学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徐光宪的学术成就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1994年，徐光宪获得了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5年又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成就奖；2008年1月，由于提出了稀土串级萃取理论，使我国稀土分离理论和技术以及产业化水平跃居世界首位，以及他在量子化学、物质结构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徐光宪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然而，谈及那两篇稀土串级萃取理论最重要的原始文章不敢投登《中国科学》的往事，徐光宪仍心存遗憾，而这种遗憾正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两刊’心怀深厚感情”的另一种诠释。
SCI带来的困惑
1984年12月，徐光宪被时任《中国科学》主编的严济慈先生推荐为《科学通报》副主编，1985年，他又被推荐为《中国科学》副主编。
“严济慈先生会挑选我为副主编，我很奇怪，因为《中国科学》的副主编一般都是从编委里挑出来的，当时我并没做过《中国科学》的编委。”徐光宪说。
而之所以能让严济慈看中，“可能是严济慈当主编时，我担任过几次审稿人，有几次因为稿件发生争议，我坚持公平公正”。正因如此，徐光宪给严济慈留下的印象是：治学严谨、不应和外界压力，而这正是一份学术期刊编委应具备的基本品质。
从1984年开始，徐光宪一干就是20多年。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刊登在《中国科学》上，像涂光炽等有关“我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的研究”，邹承鲁等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赵忠贤等的“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的研究”，等等。但在这20多年时间里，徐光宪却已鲜见《中国科学》曾经辉煌地位的再现。
不过，徐光宪体会更多的是，伴随中国科技国际交流的加强，加上受到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国际优秀学术期刊的竞争以及办刊体制方面的影响，致使国内重要的学术文章外流而给国内学术期刊带来的尴尬局面。
“影响因子与论文稿源的充沛是相互作用的。”徐光宪说，由于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强调期刊影响因子，《中国科学》虽然是进入SCI的国内学术期刊，但其影响因子不到1，加上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很多重要的国内学术文章都外流了，导致国内期刊逐步面临好稿越来越缺乏的窘况，《中国科学》也不例外。
记者在采访一些一线的年轻科学家时，他们坦陈，基于目前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将最好的学术论文投向国外SCI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期刊依然是他们的首选。
作为《中国科学B辑：化学》的主编，徐光宪至今仍希望《中国科学》能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时期，能将国内化学领域最优秀的学术论文吸引过来，“有了好的文章，才会有较高的引用率，期刊的影响因子才会逐步提升，期刊才能走向良性循环”。
《中国科学》会走上良性循环
一方面，科研人员要想自己的学术论文有好的引用率，就不得不将好的学术论文投向国外影响因子高的学术期刊；而另一方面，国内期刊要寻求好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好的学术论文做支撑。在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之下，这仿佛已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现状给《中国科学》造成的打击是巨大的，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现状。”徐光宪说。
《中国科学B辑：化学》编辑部李战英告诉记者，尽管徐光宪对《中国科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出自公平公正的角度考虑，他自担任《中国科学B辑：化学》主编和《科学通报》副主编之后，很少将自己的学术论文投给这两份刊物。
不过，徐光宪早已开始思索如何将国内的优秀稿源再次吸引到《中国科学》上来。他曾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建议，希望由中国科学院化学部来办《中国科学B辑：化学》，凡由化学部常委慎重推荐的高水平论文，应加“化学部常委推荐”的标注，同时发文给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等单位，在推荐院士或提职等学术评价时，对有这种标注的文章，应和影响因子很高的国际期刊同等看待。常委在慎重推荐时，也确实考虑到这些文章完全能够发表在影响因子很高的国际期刊上。这样做，可以启动良性循环。
“《中国科学》一定要有个开头，通过评审体系的改变，慢慢让国内科研人员再次把国内的学术期刊重视起来。”徐光宪说。
1997年，周光召呼吁老科学家多将自己的学术论文投向国内学术期刊。这一提法，徐光宪深表赞同，他逐步改变编委投稿影响公正性的看法，也逐步将自己的学术论文投在了《中国科学》上。
2007年，徐光宪就将自己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关于化学信息学的探索与思考》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在这篇文章中，徐光宪率先提出了化学进化论的观点。
“他主要是希望能支持一下《中国科学》的发展。”李战英说。
此外，徐光宪还建议，一些有影响的国内外科学家，可根据自己开展的工作写一些综述性文章投往国内学术期刊，以此支持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
2005年5月，周光召等10位正副主编建议“将‘两刊’放到学部平台上运作和管理”。《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的改革开始启动。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复了《关于〈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改革建议方案》。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两刊”放到学部平台上办，鼓励院士积极参与“两刊”的建设与发展，向“两刊”投稿或推荐稿件。今后，凡院士署名作者或署名推荐的学术论文，可以优先在“两刊”上发表，并免除发表费用。此外，2008年5月16日，院学部科普和出版工作委员会还向新当选的院士们发出了《关于请新当选院士向〈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投稿的通知》，2008年11月6日，第六届学部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希望院士候选人的代表性工作有1～2篇发表在中国期刊上”的意见。
得知这些信息，徐光宪倍感欣慰：“《中国科学》在总主编朱作言院士的领导下进行的多种改革实际上是启动了良性循环。”徐光宪一再强调：“办好一份学术期刊，其重要性远大于开展一个‘973’项目，这也是我国学术地位提升的一种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