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以下简称“两刊”）成立新一届编委会时，任职长达20多年的周光召说：“搞好一本刊物可以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特别感谢老一代主编们为办好‘两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2008年，刚刚担任“两刊”总主编的朱作言说，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让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的重要责任，“我们要像光召等老一辈科学家要求的那样，全力以赴，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奉献给这个事业，和广大科学家一道，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办好科学期刊”。
勇敢者的事业
一年前，记者第一次见到朱作言时，他刚刚担任“两刊”总主编，那时他正在参加一个关于科技期刊发展的论坛。除了他儒雅、谦和的风度使记者印象深刻外，从读者、作者再到学术期刊的主编，他角色转换得如此之快捷，也让记者多少有些惊讶。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深刻关注，对未来发展的长远筹划，都让人耳目一新。
一年以后，记者再次见到朱作言时，“两刊”已经经历了一年多的改革，在管理体制、办刊模式、办刊队伍、杂志社体制机制等方面，“两刊”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说起担任“两刊”总主编的经历，不喜欢谈论个人的朱作言，用“义不容辞”几个字简单带过。2005年，在周光召以及“两刊”10位正副主编的倡议下，中科院学部成立了科普与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在学部平台上办好“两刊”的问题。作为委员会的主任，朱作言从那时起就开始接触“两刊”的改革工作。
他说：“这些年来，光召年事已高又事务繁忙，我就协助他做一些具体工作。在这种接触中，耳濡目染使我对学术期刊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光召对‘两刊’的责任感和深厚感情，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008年，当周光召力荐朱作言担任“两刊”总主编时，朱作言感到“盛情难却、责任重大”，再加上几年来逐渐认识到科学发展与科学期刊发展之间有着紧密关联，朱作言水到渠成地成为周光召主编的继任者。
几十年的科学生涯、多项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成果，为朱作言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国内声誉。《纽约时报》曾发表长篇评述，肯定他在中国开创的转基因鱼研究领先美国3年。在这样的成就面前，朱作言却谦和地称自己担任“两刊”总主编的职位“资格不够”。
他说，纵观国际大刊，能出任其主编，对任何一个科学家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荣誉。美国《科学》杂志的主编一职往往是由刚卸任的科学院院长来担任。国内的学术期刊从现阶段看，与国外颇有不同，其遇到的问题也是国外无法比拟的。从周光召等一批关注科学期刊发展的科学家的思想和历程中，也不难发现，在国内做科学期刊是使命大于荣誉。因此，朱作言说，越是如此，就越需要有人来做，需要真正有勇气的人来做，“负责‘两刊’是一种使命”。
“两刊”的使命：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上任以来，朱作言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办好学术期刊？”一年多来，在办刊的实践中，朱作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清晰的过程。
在刚刚接手“两刊”时，朱作言的想法是要办一份有影响力的刊物，那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影响力呢？一开始，朱作言认为，达到一定的影响因子水平是办好“两刊”的标准。随着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随着对自身使命不断深入的认识，朱作言修正了最初的想法。
学术期刊为作者服务是一个重要任务，但国际上有10万多种学术期刊，仅列入SCI的就有6000多种，有好文章不会发愁没有地方发表，为什么一定要办好“两刊”？于是，在这种追问之后，通过深入思考，朱作言把中国科学的未来与中国科学期刊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两刊”总主编的使命到底在哪里。
在接受采访中，他对《科学时报》记者说，随着中国科学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科学家们越来越有信心：世界科学的中心或者中心之一迟早会转移到中国。在这个重要的转移过程中，我们用什么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科学的全貌？答案就是一份成功的科学期刊，一个代表中国科学全貌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因此，新时期的“两刊”总体定位是：全面反映我国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重要进展和先进成果，促进科学研究发展和中外科学交流。
朱作言说，如果一个外国科学家对中国某些领域感兴趣，希望知道中国科学家到底做得怎样，就去翻翻《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假如能达到这种效果的话，我们认为“两刊”就成功地履行了它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朱作言认为，“两刊”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桎梏中突围
“两刊”的使命，就是总主编的使命，这种认识与责任，在记者前后两次的采访中，从朱作言的言谈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
然而，履行这种使命在现阶段的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受10年来科技评价体系的影响，有着辉煌过去的《中国科学》面临着阶段性的困难。作为科学家，朱作言自己就见证了这个过程。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科学》一直是科学家心目中荣誉的代表，“拿我自己说，上世纪70年代，我都不敢想能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朱作言开始有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那是很让人激动与骄傲的事情”。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影响因子的追求才逐渐深入到中国科学家的观念中。
这种观念尽管建立的时间不长，却表现得颇为“固执”，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职业生涯的学生，都会拿影响因子和自己的老师“讨价还价”：“我为什么要选这个课题？将来我的成果能发表在哪里？影响因子是多少？”面对这种局面，一位科学界的老先生曾叹息地说：“是谁在主导中国的科学研究？！”
这种对影响因子的片面追求，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科学期刊的发展与成长，最直接的结果是优秀稿源的不足。
朱作言认为，刊物的影响因子与文章的水平，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从短期看，在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能会提升一个科学家的地位，但从长远看，科学家个人的声望与自己国家科学的总体声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中国科学家的优秀论文分散在众多的国际刊物上，“我们拿什么来向世界集中展示中国科学的整体水平”。
目前，经历一年多的改革，“两刊”有了可喜的变化。对于作者来说，“两刊”在网上建立的“快速通道”，为优秀论文进入国际视野提供了更快捷的服务和便利条件。根据统计，发表在“两刊”上的文章，与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同水平文章相比，在引用率上基本没有差别。朱作言说，“两刊”将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服务于作者，力图从影响因子的桎梏中突围。
期刊是我的主业
朱作言不喜欢谈论个人，闭口不谈自己一年多的付出，只是谦逊地说：“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然而，有两件事让记者对他的付出多少有些了解。第一件事是，当记者问起，做总主编是否会影响做其他工作时，他笑着说：“你说反了，做期刊目前是我的主业，你应该问，我做其他的事是否会影响我做期刊。那么我来回答你，我会尽量不让其他的事情来影响我做期刊，期刊现在是我的第一事业。”
第二件事，是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告诉记者的。这位同志说，现在朱总主编走到哪里都会和期刊业内外的科学家谈论期刊，甚至在纯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他也会专门留出点时间来讲述关于科学期刊的话题，和科学家们分享他对期刊的发展、未来前景以及深远意义的认识。
当记者问起这件事时，朱作言说：“是这样的，而且每次都会这样。我在做科学家时，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期刊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在做了总主编后，才真正认识到。我想和更多的科学家分享我的认识，并希望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
“两刊”从辉煌到困难到重新起步，朱作言有一句话说得好：“中国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是我们做好科学期刊的信心所在，也是动力所在。”
然而，朱作言对做科学期刊的艰难，也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不久前他在《两刊与光召先生》一文中写道：“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是非常艰巨的过程，要持续地努力10年、20年，甚至到2050年。我们需要一批人义无反顾地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事业。”
《科学时报》 (2009-7-3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