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大地震在震前的预测信息厥无，使我们在面对地震预报这个“世界性难题”而倍感无力和焦虑。面对电视画面上惨烈的灾情，作者忍不住千百次地假设：若有人能够在震前发布一则哪怕并不准确的地震预报，让人们有所警惕，就可能使许多鲜活的生命免遭灾难。也曾经极不情愿地千百次猜想，会否有人在震前就有过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敢将这个消息公布于众，以至于造成天大的遗憾。由此也想到一个长期萦绕于胸的问题：如何建设让科研人员说真话的制度和环境。

 

之所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现实的科研环境中，已经有两方面因素在严重地干扰着科研活动。其一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其二是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前者在近些年中极度地膨胀了官本位、权本位的官僚主义意识，在许多科研单位中形成了以权力等级为基础的权利结构和利益格局，使“官大真理大”成为一种严重影响科研品质的潜规则。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研活动中的学术民主和学术公正，抑制了科研活动中的正直之气，助长了投机取巧、逢迎拍马、拉帮结派等歪风邪气，引发了学术评价和经费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伤害了一些正直、正派的科研人员，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后者使需要纯洁情感和崇高境界的科研活动与市场化的利益机制相结合，将本来是建立在科学家人生理想和人格信念基础上的科学追求与物质利益密切挂钩，腐蚀了一些科研人员的人格理想和科学精神，使有些科研活动功利化、形式化、庸俗化，诱发了学术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泛滥，败坏了科研的风气和环境。而科研活动过程的被腐蚀，会使科研成果的品质被损坏，失去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意义和价值；使一些科研人员的灵魂被污染，以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代替了对事业和理想的追求；使社会中许多急需的科研领域，长期处于停滞或实质性的停滞状态。而上述因素对科研活动的最大影响，就是研究人员说真话环境被破坏。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一项探寻自然和社会未知领域的活动，该活动的最大特征就是求真和真实。其中求真是研究的目的，真实是研究的基础，没有真实就不会有真正的研究。而科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迷信权威，任何社会机构都没有权力对科学本身发布命令。科研机构的领导者，只有为科研人员提供支持和服务的权力，而没有命令科研人员如何进行研究、何时取得科研成果的权力。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科研人员发表真实见解和科研成果的行为则是有条件的，亦即是受社会中说真话制度和环境限制的。因为一方面，科研作为一种探索未知的活动，其结果可能打破了社会中的许多常规或权威理论，研究人员的思想和见解也往往具有“石破天惊”或“耸人听闻”的特性，他们的许多假设或结论，都会在常规的标准中被判为偏激、荒谬、奇谈怪论，若没有使人精神轻松地说真话的社会环境，很难保证科研人员会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及时和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另一方面，即使是科学家们完全遵循科学规律的研究，也难保证他们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其中有些结论还可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所以，社会应该允许科学家们犯错误。因为他们的有些想法可能未必是真理，未必很成熟，但极可能就是真理的萌芽，是新科学的先导。没有这些萌芽和先导，就不会有科学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以汶川地震预报为例，若在汶川地震之前，有哪位科学家能够斗胆发表出该次地震预报的话，那对于灾区人民而言，该是多么大的福音啊。所以，科学家们的说真话，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安全和幸福，而尊重和保护科学家说真话的权利和热情，包容和允许科学家们说错话，既是人类社会应有的优秀品质，也是人类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说真话是与说假话相对的。当科学家们不能自由地说真话的时候，则往往是说假话现象盛行的时候。而说假话现象就像是一种精神瘟疫，被其传染的人不仅也说假话，更重要的是其人格被严重污染，其良知和理智可能被泯灭，成为被利益、权势、关系、人情驯服或控制的工具。在说假话盛行的环境中，极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其一，有些科学家虽然对某些问题很有研究，也有自己能够“自圆其说”的独立见解，但囿于环境或利害关系，则可能将自己的见解隐匿于胸，造成一些宝贵思想或研究成果的浪费和埋没。其二，与说假话机制连在一起的，往往是官本位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体制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和决策透明度，因而容易引发一些急功好利之人的投机钻营，形成在用人问题上的“汰优纳劣”现象。这样的权力分布形态，既会加速科研管理对科研规律的背离，导致制度性的学术腐败和学风堕落；又会造成科研人员对科研机构的精神疏离，影响他们从事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进而影响他们对自己科研成果表达方式的选择。

 

因为说假话的教育是一种精神瘟疫，其深度影响会使人利欲熏心，良知泯灭，尊严和信义全失，使学生（日后会成为社会中的人）的人格和心智都不正常，形成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这种人在社会中极可能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而不惜制造害人的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假药和毒奶粉，助长和推动贪污受贿风气、加大自然灾害的危害，或直接制造环境污染等社会灾害的人。同时，在一般情况下，教育在境界和品质方面是应该高于社会的，而说假话流行的现象，则表明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降低到社会的水平，已经丧失了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和抵抗能力，也丧失了对社会的净化和引领能力，导致社会的病态现象更加严重，精神和意识方面病态的人更多。而说真话的教育则是一种境界，一种品质，一种机制，是学生形成健全人格和健康品性的教育基础。说真话的教育会逻辑性地追求培养“真人”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负责任的人格精神，引导他们追求人格完善、心性健康而不是追求各种功利性的目标。他们在社会活动中会自然地做消除自然灾害损失的人，做防止和避免人为灾害发生的人。当然，这也是教育的本性或本质的意义，也是古今中外的人们其所以兴学和重教的原因。

 

而在说假话盛行的环境中，我们虽然不排除有些科学家会基于自己强烈的社会良知和人格力量，大胆地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但是对于更多的人而言，则极可能会基于自己的职业安全或学术荣誉，而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方式将自己的想法隐藏在心中，或只与极少数自己信得过的人交流。而他们隐藏的思想或想法，极可能就是国家和民族避免某个自然灾难的良方或善策。再以地震预报为例，若有人将自己有根据的地震信息隐匿，那对国家的损失该多大呀。所以，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国家有责任为科研人员营造说真话的社会环境，因为这个社会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而对有益于我们家园的思想和理论的抑制和打击，可以说是一种失职行为。同时，国家对科学研究说真话环境的营造，不应该看成是对科学家们的恩赐，而应该看成是社会为科学家提供的必需工作条件，就像社会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条件一样，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因为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活动，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他们一己的事业和荣誉，而是为了人类社会共同的安全、幸福和前途。如同地震预报落后会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一样，国家整体的科学研究落后，将会使社会承受巨大的损失。汶川地震提示我们，我们的地震科研水平还很低，还需要继续努力，需要善待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后我们还可能要遭遇水灾、风灾、火灾、旱灾、涝灾、雪灾等各种灾害，加强对这些灾害预防及处置的研究，将是我们必须进行的活动。所以，下大力气为科学研究营造说真话的制度和环境，提高科学研究的品质及扩大科研成果的表达机会，让科学为人类造福，是我们在经历地震灾难后应有的理性认识和选择。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教授）

 

《科学时报》 (2009-6-19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