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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从新时代“实事”出发 “求”大学育人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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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天津大学校长。1955年6月生，湖南湘潭人。1978年3月就读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86年12月获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电工电子系通讯与电波传播专业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电子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科技处处长，2004年兼信息学院院长。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已经走过了114年的历史，百余年的建校史也赋予了天大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办学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高等教育新的发展形势，高校自身的改变不可避免。在采访中，针对新环境下高校发展的一些思路，天津大学校长龚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实事求是”与“严谨治学”
《科学时报》：天津大学已经拥有了百十年的发展史，也形成了自身独有文化和气质，您认为这其中的核心文化是什么？
龚克：我想应该是天津大学所秉承的“实事求是”的校训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校训应该是一所学校的灵魂。现时也有一些冠冕堂皇、字词华美的校训，但却总给人一种“赶时髦”的肤浅之感。天大的校训朴实无华、言简意赅，是上个世纪初赵天麟校长总结北洋办学20年之经验而提出的。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之校，“实事求是”不仅概括了北洋大学当年从那个时代的“实事”出发艰苦探“求”中国现代大学办学育人之“是”的历史，而且自觉地揭示了这所学校永远地立足发展变化之“实事”而求索办学育人之“是”的历史使命。近百年来，我们学校的校训从未有过更动，我们的这种精神也从未改变，而且今后也不能变，不然的话，就会丢掉学校百年铸成的“魂”。
《科学时报》：与“实事求是”相对应的是：天大的学生也大多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这是否也反映了您的教育理念？
龚克：踏实、扎实、务实，确实是天津大学的文化取向。“实事求是”首先要讲“实”，从实际出发、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可以说没有这个字，“实事求是”就没有意义。但是，“实”是起点，“是”才是目的。“是”就是真善美，是理想，是正确的方向。如何从实际的现“实”出发而达到理想之“是”的目的呢？就需要“求”，“求”即探索、创新。有人说我们的校训太“实”，缺乏创新，这是不对的。没有创新，何以“求是”？完整地诠释实事求是，应该也必须包含创新精神。如果假托“实事求是”而墨守成规、安于现状，那就是守着“实”字不动，不去求“是”了，这完全是与“实事求是”的本意背道而驰的。
至于说到我的教育理念，我自己也在学习探索，但我想对于教育理念的探索和形成也应是践行“实事求是”的过程，即要立足世界发展、国家发展和学校发展之“实”探“求”天大办学育人之“是”。
《科学时报》：您认为“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天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龚克：百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师生秉承“实事求是”的校训教学求学，日积月累地蕴成了我校“严谨治学”的校风。正是因为这样的校训和校风，决定了在天津大学办学做事的文化取向。在天大，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讨论的，大家自然而然地按照一种务实求真、严谨严格的方式去办事，我想这就是学校的文化使然。“实事求是”和严谨治学在天大已经脱离和超越了具体的规章制度，成为了一种文化力量，也成为了全校师生共同的内在文化追求。
就像有的学校强调宽松、强调包容一样，天津大学强调“严谨、严格”，这已经成为了整个学校的文化特色。这与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和“严”字当头的学风既有异曲同工之处，也不完全一样。天大的教学方针是“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称为“双严”，我称之为“严上加严”。“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可以出高徒，着眼点是“高徒”。所以，“严”不是为严而严，而是为“高”而严，因为追求高质量，所以必须高标准。天大之“严”，并不是为了管死学生，而是为了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在各个方面都能达到高水平，这是学校百年实践求得的办学之“是”。
“综合性”
是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
《科学时报》：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天津大学一直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院校，但就在近些年，天大却提出了“综合性”的发展方向，作为有着百十年工科发展传统的老牌名校，此时“改头换面”，您是如何考虑的？
龚克：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天津大学就提出了“综合性”的思路。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由天大老校长吴咏诗明确地提出并深入地论述了“综合性、研究性、开放式”办学的方向和目标。
国内有这样一种说法，即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都是综合性大学，如果要以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身的发展目标，就要办综合性大学。这样的观点中无疑是基于实事的，但其着眼点是学校的“水平”。我认为，对于综合性的问题，还应该沿着李曙森、吴咏诗校长的思路更深入地给予“育人为本”的阐释。
古典的“大学”是着重于人的素质和修养的，所谓明德新民至善就是这样。但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和工业分工的发展，对于人才“专门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以专业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高等教育就随着“现代化”（实际上是“工业化”）发展起来。而当工业革命取代了农业生产，成为社会最主要的核心产业时，社会各个方面产业、部门都会为在工业化服务，而这种服务的日趋专业化必然会相应地导致整个学科体系的细分发展特征。我国高等教育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专业化发展尽管有些“过度”，但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教育固然要适应社会发展，但更根本的是在于人的发展，因为社会毕竟是人的社会，社会发展终归要向着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走。就“专业”而论，工业化曾经使之愈分愈细，但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则改变了产业（行业）的面貌，强势地显现出学科集成交融发展的趋势和产业整合转型的趋势。于是教育也必然要转型，向着学科综合交叉的方向走，向着更加重视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发向走，才能适应社会向“后工业化”、向“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走的需要。
在目前的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业已经取代了工业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要产业结构。因此，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基础结构的确立，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这样的发展趋势也就必然要求高等教育为了适应新的时代需求而要重新确定发展方向，有人奇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生为什么学习工程专业的愈来愈少，其实只要看一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明白了。我国也会走向这样的发展阶段。
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向学科综合性发展的巨大变化。尽管其中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甚至有难免的失误和不足，但我认为将过分专业化的办学结构向综合性转型的大方向是应该肯定的，它不仅是对于过去过度专业化的“反正”，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可以称作中国大学的一次重要的“求是”实践。当然对于许多批评的意见还要重视，特别是要避免盲目求全忽视特色的偏差，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复辟”到按行业办大学、按产品或“工位”办专业的结构。
《科学时报》：但目前工业化社会依然还在发展，仍然还需要专业化的工科教育，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龚克：的确是这样。当前世界整体上还是工业化时代，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这个阶段是不能超越的。中国高等教育现时恐怕还是要定位于“专才”。但是同时要认识到，科技革命已经发生并正在深入，中国的工业化必然要与信息化相结合，产业的转型已经在发达地区呈现出来并在迅速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要改革工程教育以适应时代要求，拓宽专业和发展新兴专业就是这种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这种需求。
以信息化为例，它是一种穿透各个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不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工业部门如电子信息业的技术革新，而是冲破了原有的学科和行业界限，引发了如制造业、航空航天业、冶金化工业、建筑业、电力能源业、交通运输业、矿业等等各个传统工业部门乃至农业和军事领域的信息化变革，还催生了现代服务业。这种变革一定要反映到教育中来，引发传统专业教育的变革。
《科学时报》：近几年，天津大学十分重视对学生的艺术教育，是否也是出自于这样的考虑？
龚克：冯·卡门曾有句名言：“科学家研究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有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的未来什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培养的“工程师”。因此，我们培养的工程师必须要有“真、善、美”的追求，要有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感，要有和谐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这样的工程师才是合格的未来创造者。天大之所以重视艺术教育，正是基于这种教育理念，不是单纯地就技术讲技术，凭单纯技术观点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工程师，必须将科技素质和文化素质相结合，这也是多年来天大推行“综合培养”，探索新时期工程师培养之“是”的实践。
《科学时报》：从北洋大学建校起，天津大学便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如果现在去搞综合化，学校百十年的学科特色将怎样保留？
龚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综合和特色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是“what”（什么）和“how”（怎么）的关系，综合性是方向，特色是道路。
比如天津大学要走出有天大特色的综合性发展道路。我的认识是，天大发展综合性并不是追求学科的齐全，而是着眼于学生的综合培养和全面发展，为此当然需要相应的学科结构为支撑。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可能会采取围棋中“粘连布子”的办法，如同前些年从系统工程成功发展出管理学科那样。以系统科学为“根”，从工程管理（工程系统）起步，发展到工商管理（经济系统）、公共管理（社会系统），形成了有特色、高水平的管理学科群。
基于此，我也在考虑是否可以把眼下的一些“散子”与天大的学科优势“粘接”起来。另外，我们也在思考“连片做活”的办法，不仅要破除一级学科下各个二级学科的壁垒，而且要采取一定的形式使相关的一级学科成“群”发展，以充分发挥学科的张力，更好地支撑教学改革和科技创新。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天大的历史和现实的“实事”出发，“求”有特色的综合性发展之“是”。
开放式和国际化：
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学时报》：在本世纪之初，天津大学曾制定了面向新世纪的总体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在本世纪中叶，将天大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中间，“开放式”、“国际化”的提法十分引人注目。在一般人看来，这两者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的？
龚克：笼统地说，“开放式”中应有“国际化”之意。但开放式不能具体地突出地体现“国际化”这个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对此，天大老校长吴咏诗有专文论述。国际化是世界潮流。不管你愿不愿意，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间交流日趋密切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已经而且也必将更加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将目光禁锢在本国范围内，相信这也是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共识。我认为对“开放式”需要更深入的考虑。
前不久，天津大学的化工专业在国际认证中获得很高评价。但我们的收获不仅是这种“好评”，更重要的是观念的交流。当时，国外专家在经过系统的考察后，指出我们的考试“太容易”了。这样的评价对于中国高校来说是很少听到的。当解释原因时，他们表示，我们的考试内容都在教材、讲课内容和平时练习的范围之内，是一个封闭的教与学的系统，没有开放式的试题激励和考察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性应用知识的能力，没有为学生提供开放的自主发展空间。这些话对我的触动很大。经过深入的思考，我认为“开放式”教育的内涵应该包括知识结构的开放、学习模式的开放、教育思想的开放几个方面。
《科学时报》：但对于国内高校来说，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似乎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龚克：是的。如果要实施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不仅对老师的要求非常高，对学生的观念也是一个冲击。我们的考试需要有开放内容，需要引导学生去思索没有现成结论的问题，这首先就使得老师对答案很难作出细化的判定，我们不可能将学生的成绩如此细化，于是牵扯到学生能不能“服气”的问题，假如学习成绩再与奖学金等内容联系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加敏感。所以，实施开放式教学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困境，必然需要对现有的教育体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科学时报》：那么在您看来，要实现开放式教学，我们需要作哪些努力？
龚克：我们所讲的开放，都是靠人来实施的。所以必须要用开放的模式来建设师资队伍。以天津大学为例，搞工程教育的师资队伍大多缺乏工程实践经历和能力。如果要求学生加强工程实践能力，用这样的教师队伍去教授工程试验显然不切实际。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教师送到战略性行业、企业中进行开放式培训。又如，我校新近引进了1名工程师，他在港口建设方面曾经做过很多实实在在的工程。现在在我校茅以升班执教的教师中，也有很多是在工业界打拼多年的工程师，他们的到来可以使学生直接吸取最现实的实践经验，打破原有的学术框架，开阔思维。
在我看来，开放式的关键是教师的观念要开放，要从一些多年形成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一种深刻的教育变革。教育系统从封闭到开放，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如何从我们的“实事”出发“求”得“开放式”办学育人之“是”，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科学时报》 (2009-6-16 B1 大学周刊)
